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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砍手党还是杀了人》南方都市报 2005-7-11 《“见到阿星，我会抱住他”》 2005-7-16南方都市报 《阿星过堂》 南方周末　2006-03-09 * * 《新闻学概论》课程教学案例之 阿星杀人案报道中的消息源失衡问题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对“阿星杀人案”的报道 阿星，乖乖的样子，无论如何也和我们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 　　这个15岁开始即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团伙里做饭炒菜的小伙子，却从没参与过“砍手党”的任何一件作案。18岁开始，他便离开“砍手党”团伙，在工厂兢兢业业打工。本报今年1月20日刊登的《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曾记录过他的故事。 　　为了离“砍手党”老乡远点，阿星去了潮阳打工。7月8日，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了他，但他没有学着“砍手党”去抢，而是一怒之下，把主管给刺杀了。 　他们的苦难，也是我们的 讲述人:傅剑锋(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现南方周末记者)今年1月因为深入砍手党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认识了当时在家乡养病的阿星 阿星的悲剧，我非常难过。我想表达两点意见:阿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这几个月，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对这么一个人，我们无能为力，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个人的，也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 。 　　第二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觉得道德伦理高于报道本身。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他并劝他自首，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已经离开南方都市报，如果我不告诉都市报，先去稳住他，自己再过来，可能我会做一个大新闻，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通知南方都市报的同行，赶紧去稳住他陪同他自首。我想，这个时候，我首要做的是负起一个人的责任。 阿星杀人的报道见报第二天（2005年7月1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阿星杀人，不要让悲情遮蔽血腥》。 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应该是一个凄苦青年的激情犯罪，更不应该是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同情与赞赏。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依靠法制的不断健全、制度的日益公正和完善。基于对社会改良的基本信念，我们认为，不管以多么义正辞严的名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必须首先是合法的。 阿星固然有其深远的悲哀，但是他杀人有罪这一点必须澄清。阿星固然是某种不公正的受害者，但是他杀人不全是社会的错。细追究起来，每一个违法者的经历，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社会的或者制度的责任。但是把一切罪行都算到一个抽象的社会头上去，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解决问题、改善社会，必须回到社会结构之内，相信法治，然后以清醒的理性循序渐进地改变它。 《阿星的内心挣扎》南方周末　2005-07-14 记者带阿星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尽管阿星很饿，但面对食谱，却不知道点什么好，“我没进过咖啡厅，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只想吃点米粉。我们老家的米粉可好吃。”记者点了一桌子菜，大家也都很饿了，但似乎谁也吃不下去。接下来两个小时，他很冷静地讲了杀人的经过。其间，总是情不自禁地撩着有些长的头发，不时露出笑容，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阿星被警方要求到《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附近的派出所自首。记者们先满足了阿星洗头的要求。他在洗手间洗完头后，躺在记者站办公室的沙发上，开始放松下来。 　 给阿星写情书的19岁女孩浮出水面，表示“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本报报道阿星事件之后，在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都引发了诸多讨论，关乎正义也关乎良心，前日本报报道，有位叫许燕儿(化名)的女孩给阿星写了一封情书，昨日下午，这位女孩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本报记者进行了电话沟通，差不多同时，广东普洛米修律师事务所也致电本报，自愿免费为阿星提供法律援助…… 许小姐说打工虽然辛苦，但是要学会热爱自己的工作，不能让自己的情绪主导自己，阿星杀人是可恨的，她并不是在盲目同情一个杀人犯，但是她觉得社会为打工者们做的太少了，她也能理解作为打工一族跟老板、主管的矛盾，阿星本来不该发生这样的悲剧，“想开了就好了，不要把这些矛盾和个人情绪想得太复杂。”她表示，如果有机会，她一定要去看望阿星，和阿星做真正的好朋友，鼓励他重新做人。如果双方有缘分，她可以做阿星的女朋友。 8个月前的2005年7月9日傍晚，杀死汕头一工厂管工后逃至深圳的20岁打工者阿星，致电正在北京出差的记者本人，要求陪他“投案自首”。记者立即电告本报广州总部与《南方都市报》深圳站。当夜，阿星在记者们的陪同下，向深圳警方投案。此案报道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