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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先生与世界历史教学 　　关键词 演世界历史，教学，教材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眼文章编号0457-6241（2016）16-0003-06 　　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教授者是一批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杨生茂教授（字畅如，1917～2010年）是这个时段的亲历者之一。他毕生从事世界历史的学习、教学与研究，其专业方向前期集中于世界近代史，后期主要在美国史领域。本文追溯杨先生在世界历史方面的教学活动，诸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新史学教学体系的探索、参与《历史教学》杂志的草创、参与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等，探察其主导这些教学活动的心路历程，以展现共和国初期世界历史教学建立的部分过程。今年是《历史教学》创刊65周年，抚今追昔就更有意义。 　　对于杨生茂先生来说，他的世界历史教学生涯，是从学习开始的。1949年前，中国只有“西洋史”之称，根本没有“世界历史”这个学科名称；而之前杨生茂先生所受的教育和学的知识，又不能适应新中国新史学的要求，需要重新学习。 　　中国的“西洋史”教学与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门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历史课程在高校教学中不再出现，而是被高教部指定的“世界通史”课程①所取代。“世界通史”这个教学概念，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首次使用。世界通史课程究竟该怎么讲，前无古者，无可借鉴。这种情况难煞了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教育背景各异的高校教师。他们需要蜕变，需要在思想上、信仰上和学术体系上进行颠覆性的转变。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一年多的杨生茂先生在初创世界历史教学的同时，开始了其人生的第三个学习阶段。 　　杨生茂先生1917年出生在河北省涿鹿县，自小目睹了战火连绵、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贫弱与屈辱。军阀混战、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5年华北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正值他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之际。这些刺激对他形成后来的均贫富、憎外辱、爱祖国和兴国家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1938年他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美国史。1947年秋，杨生茂先生到南开大学任教，主讲必修课“西洋通史”。他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文学院中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他回忆说：“当时‘西洋通史’的内容具有半殖民地气息，连使用的课本都是美国人编写的。”②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杨先生感到，“在自己的生命史和学术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兼有‘枯木逢春’和‘梁上君子’（杨令侠注：脱离实际之意）之感。一方面感到所学皆非，另方面感到需要学的新知识太多了”。③ 　　杨先生总结一生的学习历程共有三个阶段。一是封建主义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资本主义教育，即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级小学、高级中学、燕京大学和在美国留学接受的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第一步是学习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① 　　杨生茂先生所说的第三个学习阶段，包括1951年底至1953年在中央党校的系统学习。他学习了他从未涉猎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联共（布）党史等课程，听过艾思奇、刘少奇和苏联专家的讲座，也读了很多马恩著作。他感觉自己不仅学了很多新知识，而且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积累起来的两种思想，即民族感情和社会进步观念。即便如此，杨先生经历的思想蜕变过程也如翻江倒海，时起时伏。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迅速发展、日新月异，需要知识分子重新学习、并快速建立一种世界上前人从未探索过的世界历史的教学体系。杨生茂先生的学习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也是思想改造活动。他的世界历史教学活动已不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与新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们心悦诚服地学习、心甘情愿地奉献，这就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特征。 　　1949年6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全系教师们签名公推杨生茂先生为代理系主任。②同年，杨先生着手建设新的史学，在全系做了题为“新的历史”的报告，并着手全系课程的配备。1950年秋，他在《历史系工作报告》中写道，本学期所开设之课程甚为完备。③杨先生讲“甚为完备”是完全有根据的。当时南开大学世界史的课程体系和学术梯队整齐、优秀，从原始社会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开设。1953年，全国高校历史课程规划会议将世界史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亚洲史。这是新中国首次划分世界史学科，在国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正式确立。 　　杨生茂先生的教学经历是跟随高教部的课程安排指示进行的。新中国刚成立时，杨先生开设“世界通史”，后开设“苏联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主要讲《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等。他说： 　　当时现学现讲，虽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