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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制度的变异现象研究* 苑 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的变异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变异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的突出特征。合作社的主流形态呈现所有者和业务相关者同一的特征，成员关系从具有共同信仰、联合行动的有机体走向非零和博弈的业务相关者的联盟。相应地，合作社内部治理也由民主控制走向大股东控制；合作社领办人则由自利的农村精英取代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合作文化由互助走向互惠。 关键词：合作社 制度安排 异质性 合作社变异 一、导言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规模的迅速扩张，学术界和社会各部门的争鸣也日益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在这些已经注册登记的合法合作社中，有多少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条款运作的？又有多少是为了套取国家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的“假合作社”或“空壳合作社”？有学者认为，大约80%以上的合作社徒有虚名，或出于政绩需要，或为从中牟利而设。也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那些认为虚假合作社泛滥的言论言过其实。合作社只要依法注册，就没真假之分，只有规范和不规范之分。不能用抽象的概念来框定合作社的实践，农民受益是关键（韩俊、曹杰，2009）。 学术界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特色的合作社制度安排的法律规定有关。公司制度与合作社制度最大的区别是所有者身份不同。企业所有者指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权这两项权利分享收益（汉斯曼，2001）。公司是投资者所有，投资者按照其投入股份对企业行使控制权，并获得相应的利润或剩余收益索取权。而合作社是使用者所有，使用者与所有者同一。使用者按照平等原则分享组织的控制权，并按照其贡献大小获得组织的收益权。 与遵循国际合作社联盟七项基本原则的经典合作社理论相比，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一大突破是成员构成不再局限于具有相同市场地位、从事相同生产经营活动的同业生产者的联合，而是在此基础上，还允许那些处在同一农产品产业链条上具有上游、下游业务关联的相关利益群体共同联合，组成合作社。即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同质者的组织，也是服务利用者和服务提供者共同组成的异质者的组织。反映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商注册登记中，从笔者这些年对合作社的调研发现，合作社“登记注册类型”一栏涵盖了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个人合伙、私营合伙企业、社团组织以及其他企业（或组织）等多种类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质性特征及变异问题，包括产权制度、内部治理、所有者责任制度，等等。 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质性现象，运用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理论，国内学界研究取得了大量兼具学术价值和政策价值的研究成果。张晓山（2004）最早提出要发展以专业农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指出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是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选择（2009）。徐旭初（2005）率先应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黄祖辉、徐旭初（2006）从能力和关系的视角，建立了一个分析成员异质性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理论框架，指出最具环境合用性、特别是市场合用性的要素所有者将成为合作社的实际控制者。林坚保证普通社员的退出权股权约束核心社员根本性作用合作社资本控制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导致合作社功能的弱化。的环境下，为何嗅觉灵敏、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资本，仍然跃跃欲试，投资农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获取土地资源，获取政府的扶持资金，通过实现农地经营的非农化或非粮化以实现投资利润的最大化。在产业定位上，他们的瞄准点通常不是农业第一产业，而是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旅游观光、休闲农业等第三产业。这一点在投资者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也反映了出来。但是，投资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资源从何而来。如果简单租用农户的土地，他们将面临高额的交易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尤其在一些发达地区，农户等待土地被征用、升值，而不愿出租土地。于是，他们借助合作社的平台组织农户发展股份合作社，农户以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入股，投资者以现金等入股，同时承诺入股农户优先获得合作社的就业机会或（略）高于市场价的产品收购权，并保证不低于农户自我经营时的土地租金。通过合作社载体，解决了投资者有资本没资源、农户有资源却无法以市场化的资本定价的问题。并且，只要公司能够使农户的经济福利得到持续改善，这类合作社经营的稳定性就有保障。 （四）社区领袖领办的农民合作社：获取社区选票、巩固政治地位 社区政治领袖以村书记、村长为代表。尽管村书记或村长的个人身份也是农民，并且不少是经营成功的专业大户、农民企业家，但是在这里，他们是以社区领袖的身份领办合作社，所扮演的是一种准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即通过合作社发展，巩固自己在村社中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