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专题课件三.ppt

语言禁忌指的是人们在交际中出于某种原因不能、不敢或者不愿说出某些词语，这些词语有的被认为是危险、神圣、神奇，有的被认为是令人难堪，有的被认为是不堪入耳，它们往往只限于在某些人或者某种场合下使用。这一种现象称为语言禁忌。 语言禁忌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共同的语言现象，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语言禁忌产生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语言禁忌在文字使用上的影响是形成了大量的同义词；语言禁忌在历史上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尊长名字上的禁忌是避讳，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一种语言禁忌现象，是由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形成的。而比避讳使用范围更广泛的，就是语言禁忌。语言禁忌并非汉民族所特有，而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共有的语言现象，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如：一些地方风俗中，大年三十不允许小孩子乱说话，尤其不能称呼名字。小年的时候必须要送灶爷，让他回老家，然后还要买粘性很强的糖，为什么呢？原因除迷信说法是黏住灶王爷的嘴，让他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外，主要还在于黏住家中小孩子的嘴，不许小孩子乱说话，以免在“一家之主”灶王爷不在家时得罪神灵。到年三十时，要接灶王爷回家。对灶王爷，不能说“买”，必须说是“接”或者“请”。这种禁忌纯粹是古代对鬼神敬畏的遗留。 其二，是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 人性的本能总是趋利避害，语言禁忌也就是人类避害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即使不是佛教的信徒，但在寺庙或者佛像面前，总是禁忌一切不利言行。原因还是本能上的趋利避害，总不想因言行不当而给自己招致可能的“灾祸”。 其三，是源自趋雅避俗的心理 如:我国大部分方言区对“撒尿”、“拉屎”都不直接说，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不雅，取而代之的是“解手”。有些地方为了把这两件事情区别开来，更精确的解释为“解小手”、“解大手”。为什么大小便和“解手”有关呢？一种说法是“解手”一词来源于古代居民迁徙，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人口迁徙。统治者为了使百姓迁徙走，就用绳子把所有人的手拴在一起，路上如果有人想撒尿、拉屎，就必须请求押解的人员把他们的手解开。久而久之，“解手”就取代了大小便成为一种比较委婉的称呼。 比如：回族语言中只用“壮”表示带脂肪的牛羊肉及一切可食动物的肉，而忌用“肥”表示这个概念。从宗教伦理上看，回族禁食猪肉，肥会让人联想到猪肉，给人以某种不适的感受，所以，为了从心理上严格区别牛羊肉与猪肉的界限，就忌用“肥”字。同样，回族语言中禁忌“杀牛”、“杀鸡”、“杀羊”，而代之以“宰牛”、“宰鸡”、“宰羊”。汉族的就基本没用什么忌讳。 俄罗斯人偏爱7，认为它是成功、美满的象征。 在东方，不同民族对数目字也有不同的喜爱和禁忌。例如：日本人在数字上禁忌4和9。因为4和“死”在日语中同音。9谐音“苦”也受忌讳。但日本人在数字上偏爱奇数3、5、7是日本人在祝贺中表示吉利的数字，在拜访或探望他人时，往往带3或5样礼物，忌讳4。 基督教忌讳星期五，若恰巧星期五又是13号，就被称作是“黑色星期五”。 中国古人在数字上不仅不忌4，而且还偏爱4，论事常凑4。自古就有“四大”之说，即“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再如四大发明、四大名著、四大名旦、四喜丸子、四书、四大天王等等。形容家庭中人口兴旺的最好的词语莫过于“四世同堂”了，最顺心的就是“事事如意”，中国人对“四”是情有独钟的。 有时候，即使是同一民族的人们，由于生活的地域不同而在语言禁忌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可能不同。 古时人们谈虎色变，很多地方忌言“虎”，如温州把“老虎”改称为“大猫”，山东称老虎为“大虫”。上海话中“鹅”和“我”同音，“杀鹅”听起来和“杀我”同音，因此上海人把“鹅”称作“白乌龟”。 从宋代的韵书开始，注音改用“某某切”，据说宋代的统治者最忌讳“反”字，因为“反”就是造反，会危及其统治，所以把“反”一律改为“切”。因此，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注音形式用的是“反”还是“切”，来断定这个字是宋代以前的读音或者是宋代以后的读音。 “龟”在唐宋以前与龙、凤、麟合称为“四灵”神物，人们多把它们视为祥瑞。以龟命名的人也不少，如李龟年、陆龟蒙等。这一点从受汉唐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就能看出来，日本人姓名中就喜欢用“龟”字。 晋司马睿因有一天夜间出太阳而改年号为“永昌”，用义是为江山永固，取永照光明之意。结果事与愿违。当年司马睿就因朝中权力纷争、王敦兵变而忧愤至死。而后人认为，司马睿死亡的原因可能是改元昌为永昌：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昌”字可以拆分为二日，岂能永照？“昌”字字形犯了封建社会能确保江山永安的大忌。 南方许多地方过年时爱吃年糕，其实是取“糕”的同音字“高”，祈求来年“步步高”。如果谈话内容涉及问年糕还有没有的话，回答者一定要注意，如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