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六体的文献解读兼谈中国古地图测绘技术.doc

「製圖六體」的文獻解讀~兼談中國古地圖測繪技術 or 從「製圖六體」的文獻解讀談中國古地圖測繪技術 or 從幾則文獻的解讀談中國古地圖測繪技術 「語言先於理解，又後於理解，即理解後有了新的語言或新的理解方式，對自然的科學理解自不例外..」，不足的歷史文獻、天馬行空似的主觀臆測解讀，科技史有時反而成為理解古代科技的障礙 解讀「製圖六體」 波瀾未平 地圖測繪自然、社會經濟等地理現象，選出合於用圖目的的部分，經過調查、測量定位後，以圖形符號配合文、數字註記呈現於圖上，是門古老在中國關測繪的記述《史記夏本記》上說夏禹治水左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測高低，繩量距，規畫圓，矩。禹治水成功，使夏朝進入盛世，各部族領向大禹進貢，禹命工匠九州山川、草木獸、道路分布的情鑄九鼎《尚書禹貢》中國第一篇區域地理著作成為許多地理徵引的對象。《晉書》記載，在夏、商、周三代，已地官司徒職官，專司管理全國地圖。春秋戰國，《管子地圖篇》《孫子兵法地形篇》地圖用在軍事上。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年出土秦漢之際，地圖繪已相當水。224－271）因為主持編修《禹貢地域圖》，他於此圖集的序文中提到繪製地圖必須遵守的六項原則，後人稱為「製圖六體」，這些原則就是現代地圖學所論述的比例尺方向和距離個要素。624）、《晉書》（648）、《初學記》（728）。※這個數字是頁數?可略去。 北宋沈括(1031－1095)的《夢溪筆談·雜誌》中記錄了他編修《守令圖》這部全國性總圖，就提到「製圖六體」的相關論述。 直到1703清初才有著名的地理學家胡渭（1633－1714），在《禹貢錐指》卷首〈禹貢圖後識〉文中，對「製圖六體」的義涵作出相當清楚的說明，開創中國地理學史、地圖學史研究的王庸，於《中國地理學史》（1938）書中完全認同胡渭的說法，認為「言之甚明，閱此則可以不必另作解釋矣」，從此以後，研究中國地理歷史或地圖學史的學者，大體遵循王庸的看法，認為是學術界的定論。 1959李約瑟《中國科技文明史》第三卷出版，書中對裴秀與沈括關於「製圖六體」的論述十分重視，為相關文本全文翻譯，英譯文字的語意十分清楚，看法異同幾乎沒有模糊空間，李約瑟大底採取以今推古的思路，對「製圖六體」提出與一般認知迥然不同的解釋，因此又掀起地理歷史、地圖學史學者熱烈討論「製圖六體」釋義的波瀾，到2009年《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還刊登了復旦大學韓昭慶副教授〈製圖六體新釋、傳承及與西法的關係〉長達八千餘言的論文，文中有「文人在傳抄過程中只重文本而不重實際操作，反映出他們對技術的忽視」的感慨，成一農於〈2009年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綜述〉針對此一論文的評論有：「這一論述已經非常接近問題的關鍵，但可惜的是作者到此嘎然而止」，可見波瀾仍未平息。 古地圖測繪重要文獻釋義 各自成說 劉君燦〈釋義學與科學史〉一文有：「語言先於理解，又後於理解，即理解後有了新的語言或新的理解方式，對自然的科學理解自不例外」，漢文書字詞因具有多重衍生岐義的特性，文本傳抄、轉錄、翻刻過程可能發生訛誤，各人依文本理解標點出不同的句讀，這些因素都可能使讀者對科技史相關文獻的解讀產生困難和疑惑。 由於「製圖六體」指標性的意義，已成為地圖測繪科技史必定討論的重要議題，「製圖六體」相關文獻的解讀、引述，也自然常常成為理解中國古地圖及其測繪技術的論述內容。 2004.07飯塚一教授捐贈33幅古地圖，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此舉辦特展，並於2005.05出版專書《經緯天下》，書中專論四林天人〈坐看天下小〉一文說：「製圖六體即分率（比例尺）、準望（方位）、道里（距離）、 高下（等高線）、方邪（山川走向）、迂直（地面起伏）」。※首尾的「…」都可以去掉。 按裴秀文本為：「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高下明顯為道路徑由的里程（即道里），因地勢高低必須改正以求得水平準距離，即所謂「逢高下取平」，解讀「道里」為距離、「高下」為等高線，「迂直」是迂迴徑直，解讀為地面起伏，就都遠離原義了。 1980.06.科學月刊0126期劉昭民〈宋代沈括在地學上的貢獻〉：「古人所作的地圖和地理書籍，記述方向均用八到，極不精密；沈括認為八到不足用，而以二十四至定方位，其精密超出前人三倍…」。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歷史地理概論 》：「沈括繪製《天下州縣圖》…，圖上採用了二十四個方位，規模已遠非賈耽可比」。※是「……」或「…」《教你看懂夢溪筆談》言及〈守令圖〉：「並按方域劃分出二十四至，從而大大提高了地圖的科學性」，這樣的解讀是測繪地圖與應用成圖混淆，但是不少關於沈括的小傳、全本傳記、評傳卻相當一致的採用這些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