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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法形成」計畫書 詹今慧 計畫目的與價值 鄭「鑄刑書」引起叔向反對關於這兩件事反映的時，歷代學者提出，。學界觀點： 法律由「秘密法」向「公開法」轉變。 「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 「判例法」向「成文法」轉變。 立法權和司法權「多元」向「一元」轉變。 「以禮治國」向「緣法而治」轉變。 爾後，仍陸續有學者探討此議題，譬如李遠明認為「鑄刑書」和「鑄刑鼎」反映「裁判方式」和「裁判依據」的變化。「裁判方式」放棄傳統議事以制的貴族聯合裁判方式，由君主任命的司法官員按照刑書進行審理裁判；「裁判依據」從「依禮」向「據刑」轉變。匜〉記錄司法實踐時，其懲罰方式可大幅變通，但《睡虎地秦簡》中法官必須嚴格依照條文定罪量刑…等。但寧全紅在王沛發表此文前，已撰寫專文反對鄭子產已將「罪」與「刑」間的對應關係明確下來，否則子產為何會對子大叔發表執法寬猛的忠告？晉鑄刑鼎後，《左傳》也絕無依據刑鼎斷獄決訟之記載。故春秋鑄刑書僅為刑法產生之萌芽，而非刑法已廣泛制定並頒布的例證。 　　其實複查《左傳》原文，發現仍有諸多待討論的議題，譬如〈昭公六年〉「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棄禮而徵於書」是何意？「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代表「成文法」早就出現了嗎？又如〈昭公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孔子批評「失其度也」之「度」所指為何？ 　　原擬擺脫現今學界「秘密法」、「習慣法」、「判例法」…等中西法學的定義爭論，直接援引《左傳》「議事以制」代表鄭子產鑄刑書「前」的法律制度，但又返回應如何詮釋「議事以制」的問題原點？且三代刑早已亡佚，考諸文獻，》布憲成文法晚於周代便已頗具規模，與「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矛盾？ 本研究即第1項「中國古代法形成」的具體落實。 從博士論文撰寫迄今，經常期許自己能參照學界「中國經典形成」的研究方法，引用「中國古代出土文書類材料」，重新建構「中國古代法形成」的歷史圖像。若要描繪「中國古代法」從萌芽至成熟的演進歷程，最穩妥的辦法即是將「西周金文法律文獻」與「戰國秦漢簡牘法律文獻」全面歸納與分析。《周秦漢出土法律文獻研究》之〈第三章、血緣身份與軍功爵位在土地分配制度上的歷史轉變〉曾初步嘗試，將西周〈琱生三器〉依循「血緣身份」進行土地分配的案例，和秦漢簡牘依循「軍功爵位」進行土地分配的法令相較，剖析其「社會結構」與「分配原則」之異同。其實，若以「中國古代法形成」視角切入，將會發現可供討論的議題將不只「社會結構」與「分配原則」；且此「大敘述」、「舉單一例證」的書寫方式，潛藏著「捨異求同」、「以論代史」的危險。所以更穩妥的研究程序，應是先對「西周金文法律文獻」所呈現之「議事以制」、「禮法（或德刑）文化」…等法律現象，進行通盤的考證與詮釋。再將整體研究成果，與我們較為熟知的「戰國秦漢簡牘法律文獻」，進行「發展史」與「類型學」比較，方可獲得更信而有徵的結論。 　　近年地不愛寶，諸多法律文獻相繼面世，為我們提供不少重建中國古代法制史的「同時資料」。的確，若將「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相較，「出土材料」的最大價值為「同時性」，可避免時代、地域爭議，可相對減少後世主流意識形態干擾。但也不可因此忽略傳世文獻的重要性，與「中國古代法形成」直接相關的傳世文獻，包括《尚書》、《易經》、《周禮》等儒家經典，《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歷史檔案，以及《荀子》、《商君書》、《韓非子》等諸子思想。不過在運用傳世文獻時，得特別留意其「成書年代」，以《周禮》為例，目前共有作於周公、西周、春秋、戰國、周秦與劉歆偽造…等六說，本研究採信錢穆等的考證成果，認為其應成書於「戰國晚期」。所以上文所述，無論是《周禮》的「懸法象魏」或是「布憲」職掌，皆無法代表西周法律文化，遑論是否會與「議事以制」相衝突。 　　「中國古代法」在「形成」時，會有承繼、也會有變革，若我們可歸納其演變原則，將更能深入認識其內在根據與基本屬性。所以本計畫將延續《周秦漢出土法律文獻研究》的取徑，擬同時建構「中國古代法」的歷史發展，及闡述指導「中國古代法」如是發展的「禮法」精神。 　　從碩士論文《先秦同形字研究舉要》，到博士論文《周秦漢出土法律文獻研究》，所進行的皆屬「宏觀研究」，可算是深切體悟「宏觀研究」的艱難，且「短期」的「宏觀研究成果」易招致批評，但筆者本就喜關注時勢的演變與推移，所以依然期許本研究，可宏觀地描述與評價「中國古代法形成」。雖然微觀的歷史考證，必須在宏觀的理論框架內進行，方能再現歷史與彰顯歷史如是發展的意義；但是宏觀的理論建構，也必須有足夠分量、微觀的歷史考證支持。所以本研究會先鎖定「西周金文法律文獻」，對其「議事以制」、「禮法（或德刑）文化」…等法律現象，進行通盤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