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中觀研究的詮釋趨向及其相關議題-印順文教基金會.docVIP

近百年來西方中觀研究的詮釋趨向 前言： 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安卓?塔克（Andrew P. Tuck）在其1990年出版的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holarship: On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Nagarjuna一書中，清楚地將十九世紀末至今、百年來西方學界對中觀研究的詮釋趨向做了幾個歷史分期與理論分析的探討。其主要的論述主軸，在於指陳出西方中觀研究的「轉向」或不同階段的理論援引，基本上是一種「格義」（isogesis）的運作與應用，儘管在外貌上呈現出不同時期迥異的論述與切入點，但在實質上始終不離「格義」的初衷與詮釋範疇，「透過此研究，我強調格義無可避免地存在於所有文本的閱讀中：它不是理解的錯誤，而是理解的證明。」（Tuck，10）他認為造成西方學界對中觀格義迭替的主因，乃是來自「歐洲學者持續在印度文學傳統中尋求西方哲學問題的解答，他們運用歐陸的專門術語來翻譯與分析梵文的典籍，並且樂於將東方思想闡釋予西方的讀者，為此將西方與印度哲學家的思想相互比對，乃成為可行之道。」（10） 透過塔克歷史性的「格義」分析，縱看百年來西方學界對中觀研究的詮釋發展，可以發現不同時期的中觀詮釋演繹，其實正是佛法「緣起」概念的另一個有利陳述與註腳；而不同分期的方法論衍異，也呈現出西方理論變遷的歷時樣貌，使西方百年來的中觀研究概況，擴展出共時與歷時的向度。相較於東方經院傳統的中觀學研究，此歷史分期的綜論與探討，除了提供我們不同論述與（歷史文獻學）方法論的參照外，亦可對佛教的現代性與現代化、洋格義 ／宗義、空性與涅槃等重要議題，產生另一種啟發的思考趨徑。這是本文在整理西方中觀研究的詮釋論述演變中，所企圖觸及的重點之一。 此外，從中觀研究與日俱新的理論發展看來，也顯示出跨學科、跨文化研究方法的益形重要與涉入，而宗教、社會、語言、文學、哲學等不同學科的多元融合（或揉合）思考，亦可與「格義」的現象互為表裡。但如何在洶湧不斷的詮釋新潮中掌握中觀學「空性」的精義，不致迷失在琳瑯滿目的理論路徑中，似乎亦是當代中觀學研究更充滿弔詭的考驗與重要課題。希望藉由回顧百年來中觀研究發展的同時，也能對這些相關議題的連帶關係，有某種程度的釐清與探討。 研究分期與分類： 塔克的詮釋分期： 根據塔克在前述專書中的分法，西方學界自十九世紀末迄二十世紀的中觀研究趨向，可大致區分為三段時期：一、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觀念論（idealism）時期，此階段的西方學者將龍樹的中觀學說，附比為柏拉圖或康德式的形上哲學，對中觀思想的討論也多專注在「表象／真理」關係的論證之上；二、自二十世紀初至中葉的邏輯論（logicism）或分析哲學（analytic）時期，受到自然科學實證方法的影響，西方中觀學者開始運用西方的邏輯學，來表述龍樹《中論》中的「四句論證」關係，學者推翻前一時期的形上「格義」說法，強調因果與邏輯關係方是理解中觀學說的核心；三、二十世紀後半葉至今的後分析或後維根斯坦（post-Wittgensteinian）語言學時期，此時的學者援引維根斯坦的日常語言哲學概念來詮解龍樹的空觀，強調語言使用的日常性與概念性。（Tuck，v-vi）「龍樹被認為是印度的後設哲學家（metaphilosopher），關注『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與生活形式。」（28-29） 雖然將百年來的西方中觀研究概分為這三個時期，但塔克也強調「如果將粗略的觀念主義、分析哲學、後維根斯坦詮釋分期，認定是純粹依歷史演進而遞換，或認為每個趨徑在其『後繼者』出現後很快就被揚棄的話，是不正確的想法；即使在維根斯坦詮釋的全盛時期，觀念主義與分析哲學家也依舊佔有一席之地。新學派與新趨勢是萬變不離其宗：基本的模式，也就是格義，在一百年來並不曾改變。」（Tuck，29-30）不同理論在不同分期的應勢而起，只不過是當時的學者企圖解決前人未決的問題、或發凡新意所嘗試的新詮而已。 除了考察每個分期不同的理論趨徑以及背後潛藏的格義動力外，透過西方學者對印度哲學研究之興趣與領域的改變，塔克也指出中觀學在西方印度哲學研究領域日增的重要性：從十九世紀初期Sir William Jones在梵文典籍中找尋西方文化、語言的同源性、叔本華對印度教吠陀經典的翻譯、以及二十世紀初期受德國觀念主義影響的「印度哲學研究」，西方學者的專注焦點漸由印度教哲學轉向了佛教思想；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分析哲學當道時，龍樹哲學已躍升為西方佛學研究的顯學，「老式的、詩意的龍樹偈誦與康德、黑格爾摘句的比較，已不再被視為是真正的哲學或受推崇的學術研究，取而代之的，是量化、邏輯分析、象徵化地重述龍樹法教的壓倒性狂潮。……龍樹常用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