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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经济界的中国观 　　摘要：中日两国关系能否友好发展的重点，在于双方民众对于彼此的“观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苏冷战、旧金山和会的召开以及美日单独媾和等事件的影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遇到了巨大障碍，两国联系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的“民间”交流。在这一中日敌对、无邦交的特殊时期，日本经济界人士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这对于当时双方经贸关系的展开，乃至后来双方这种关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界；中国观；访华代表团；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G0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2-0057-09 　　一、缘起：日本经济界的中国观 　　作为一对近邻，中日双方关系的发展和变迁与双方对于彼此的认知息息相关。在中日交往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在不同时期日本人中国观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近代之前的“慕华”，甲午战后的“辱华”、“排华”，新中国成立至中日复交时期“从敌视走向正视[1]”，再到冷战后时期以“威胁”、“挑战”为主要特征的对华观的重新调整、形成，日本人的中国观随时间的变迁不断变化。 　　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概念界定，北京大学严绍?T教授认为，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即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日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对中国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包括观察中国的隐含于内的心理形态、对中国实际事件的内在的判定、对中国付诸某种行动的冲动动机[2]。这种“中国观”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流行性等特征。当前学界所关注的大都是所谓对华观的“主流”，比如近世以前以“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所构成的“日本对华观的主线”[3]，近世以后在日本国内表现出以“辱华”为主要特征的对华观等，这固然有利于我们把握不同时期日本对华观的概况，但却忽视了由于社会阶层、经济利益等的不同所带来的对华认识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实质乃是主体按照自己的特殊活动方式能动地反映客体、改造客体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认识的形成具有其主观性的一面。面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日本国内各阶层反应不一。日本政界更多是从阶级基础、意识形态等角度，为更好维护美日同盟这一目的出发，去评价看待新中国的。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8月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信中就直言道：“邻国（指中国）实现共产化，日本也岌岌可危”，日本“政治上必须阻止现今席卷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潮流”[4]。岸信介也曾指出：“亚洲处于混乱状态，从自由主义各国来说，如果受到共产主义的侵略，这将是个严重的问题”，并且认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来自中国的比来自苏联的更可怕”[5]。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对华观的形成是在日本政权对华敌视这一特殊背景之下形成的。日本对于中国的报道也一味迎合统治当局的需要。例如，在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报纸和广播不仅不正确报导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反而拼命地散布许多谣言，说什么“用人民的审判进行大屠杀”、什么“血腥的清洗”、“共产共妻”等，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污蔑得简直像妖魔鬼怪[6]。在中国抗美援朝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日本宣传媒体对新中国的报道是：“在中国国内，许多人因国民党特务嫌疑而遭逮捕枪杀，人心动摇，很多人想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十一月十六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横贯六栏）”，“估计有十二三万日本人被中国扣留，处于痛苦之中，特别是妇女儿童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十一月十九日《朝日新闻》第三版头条横贯四栏）”[6]14，等等。日本人民在当时获得中国的认知，大都依靠类似的报刊文章，这些被某些带着“有色”眼镜刻意加工、筛选过的信息，是不能还原一个真实中国的。 　　然而，良好的认知是双方关系发展的基础。日本对华认识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确立何种对华关系的前提。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界人士（主要包括企业界、产业界和财界人士以及日本相关经济团体等）为双方经贸往来的开展，做出了积极努力。 　　对于日本经济界各团体及个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实现访华的日本人，他们眼中的新中国是如何的？对于这个问题，当今学界并没有更多关注（1）。 　　在一定意义上说，认识建构利益，利益驱动行为，日本对华认知与其对华行为选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为推动中日双方关系的发展，日本经济界人士做出了积极努力，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三次贸易协议的签订与执行、20世纪60年代“LT贸易”的持续发展等，日中贸易额在这期间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考虑到当时日本国内、国际的客观环境，日本经济界做出的诸多努力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在这一特殊时期，日本相关经济界人士，或是由于战前旅华的经历，或是为获得经济利益而冲破阻隔实现访华，通过他们对战前中国的印象，或是实地到访中国的见闻，向日本国内传递了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