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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黎和平 我的母亲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她不仅意志坚强勤劳节俭，待人真诚，工作认真，还有一个十分杰出的优点，就是守口如瓶。不该讲的或不能讲的或出口伤人的话她绝对不讲，哪怕让话埋在心中长霉！正因如此，她的黄埔挥校毕业生的历史才得以隐瞒了几十年。 因为娘家婆家都是地主成份，1950年后母亲虽说任职小学教师几十年，工作兢兢业业，教学认真负责，但都一直生活在现今无法想象的相当禁锢的政治环境中，历次运动都是“常务运动员”，文革中还差点命丧黄泉。这境遇铸就了她的寡言少语，守口如瓶。当然除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外，也应当与她在黄埔军校接受过的严守等事秘密的教育有关。文革前母亲从未将其曾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情况透露一星半点风声。所以不单是和她工作几十年的同事就连儿子们也不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 她的履历表上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毕业，所以工作后分配她当小学教师。那时，她的教学质量在当地是一流的，深得学生和家长的称赞和爱戴，也是她教学认真一丝不苟的结果。小时曾听人说：“黎老师思维敏捷，文章写得既快又好，字也龙飞凤舞……”又有人解释：“黎老师人长得漂亮，字跟人走，当然也漂亮啦……”还有人说：“黎老师只有初中毕业文化，但比起那些萍师萍高甚至大专大学毕业的老师，水平毫不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地理语文数学甚至音乐门门都可以，简谱一拉溜，还会吹笛弹（风）琴……”把母亲渲染得神乎其神。于是，归根结蒂一句话：“还是人聪明啦……”至于其它，也就没人再予深究了。 社教前的历次运动，因为母亲的工作认真，教学质量好，被划为只用业务不究政治的教师类，影响不大。社教中，左的思潮冲来，母亲无端被定为“没有选举权的公民”，意味着介于合法公民与阶级敌人之间的危险的第三种人，政治上岌岌可危。到了文革，左倾风愈刮愈烈，母亲因父亲远赴东北当兵而长任地主娘家被打成“地主份子”，关在公社教育组审查。同关的另外两位老师在审讯中不幸遇难，被上级追查，母亲得以死里逃生。这段历史，至今忆起仍心有余悸。假如母亲泄露了她是黄埔生的风声，十有八九将命丧黄泉。仅凭这点，母亲的守口如瓶，就值得大书特书，槿加庆贺——这守口如瓶救了她小命一条。 母亲的这段历史，又差点成了永远的秘密。我家和舅舅家共有六个黄埔生——两个舅舅、伯父和伯母，我的母亲。也许同样的政治原因，伯父母和舅舅们从未向我们晚辈提起过这段历史，而随着他们年龄的老化遗忘和仙逝，这个秘密也许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使这个秘密太白于天下。那是80年代末期，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隆重成立。在清查黄埔生的档案后，同学会通知母亲、舅舅、伯父母参加。我们兄弟惊讶之余，询问母亲：“您真的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吗？怎么从未听您和别人讲过呢？”年近古稀的母亲笑着说：“我和你父亲都是黄埔生，你父亲是14期的，我是16期的，毕业时我怀了你们大哥，肚子大了行动不方便，就未随军而返回老家。你父亲则随军北上，解放后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哪里还敢将这么大的事泄露于人呢？……” 真要庆幸这宝贵的守口如瓶救了母亲一命！母亲今年已92岁。据我所知，萍乡黄埔同学会中幸存的男女都已不多，女性除母亲外，还有我的伯母吴守璞女士，今年也90岁了。 忆起这不幸中之大幸的既美好又坎坷的往事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衷心祝愿母亲和伯母一同寿超百岁。 一段被政治活活扼杀的爱情悲剧 黎和平 众所周知的梁祝爱情悲剧，哀婉惨凄催人泪下。然而它毕竟是神话传说，意境虚幻，而现实中的我却目睹了一幕仅仅因政治原因而被活活扼杀的爱情悲剧。并且当事人意是我的亲生母亲和一位南下革命干部——温景阳。 母亲与父亲离婚后，1950年便带我奔赴上栗金山桥塘小学教书，当时我6岁。“千里姻缘一线牵”，她一到桥塘便认识了随军南下的土改工作组长、小我母亲二岁的沈阳人温景阳。母亲当时虽已三十出头，可风韵不减当年，皮肤白嫩，体态苗条，模样俊俏，既有文化又有气质，深得男人青睐，人见人爱。温景阳一见面就粘上了我母亲。为了追到手，他采用迂回曲折先外后内的“战术”，先拉拢“腐蚀”我。我想吃什么、穿什么、耍什么，只要能办到的一定满足。我想去哪儿玩就带我去哪儿。我想玩枪，他就将他寸步不离的手枪给我佩带，还带我上池塘边对水射击，击出的水溅起老高老高，有次还打翻了一条鱼……以此间接表达对我母亲的爱慕。孤身一个远离亲人的母亲本来就十分寂寞，有这么一个高大英俊而又未婚的革命干部穷追不舍，他又这么关心爱护我，自然也就释放了心中的爱。工作之余，温常常陪母亲沿着潺潺的小河畔、绿绿的矮山边漫步谈心。一时间，母亲和温的恋情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中心话题……，我偷看过他写给母亲的厚厚的一沓信，虽说很多字不认识，但从信的数量和零零星星的内容上，我感知了他对母亲的挚烈的爱，他还寄给母亲好多张照片，其中一张后面留言：“我的心已交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