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弗洛伊德说学对创造社文学创作的影响.docVIP

浅论弗洛伊德学说对创造社文学创作的影响 ---以创造社的小说创作为中心来探究 一、“心理分析”学说及其在中国五四时期的的传播与接受 心理分析学派或精神分析学派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主要学派之一，以无意识心理过程和心理动机为其理论系统的出发点与核心机制。“心理分析学派”的奠基者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S.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五四文学革命前后，弗洛伊德主义经由西欧和日本两个途径传入中国。早在晚清时期，日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思潮已在其本土蓬勃发展，日本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的毗邻及这种毗邻造成的文化、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使得日本从西方借鉴过来的现代主义思潮更易被中国的“现代”作家们所认同，当时一大批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也为这些西方文学思潮的中国化做出了传递作用.弗洛伊德主义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舞台上展示了其巨大的魅力，几乎所有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们都对弗洛伊德主义有所了解，对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其影响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张资平、叶灵风、叶圣陶、王统照、陶晶孙、穆木天、汪静之、庐隐、向培良、杨振生、潘光年、赵景深等。在五四时期，诸如《新潮》刊载的汪敬熙的《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杨振声的《谭嗣锐的新心理学 》，《东方杂志》刊载的朱光潜的《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心理》杂志刊载的陆志韦的《心理学史》，穆木天的《谭诗》，赵景深的《中国新文艺与变态性欲》，余天休的《分析心理学》，《佛洛德学说及其批评》等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从心理分析学说，其中关于潜意识、性欲本能、欲望升华等都是心理分析也即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理论构架，类似以上所列举的文章里对新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从理论阐释的不同层面给予了全新地呈现与阐释。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灵”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所谓的“本我”是指人的本能的原始性的欲望，相当于他早期时候提出的无意识或者潜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是按照“快乐原则”来活动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性的冲动”与“侵犯冲动” 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心灵”的第二个层次叫做“自我”。按照弗氏的说法，“自我”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同时又要按“现实原则”行事，换种理解就是相当于理性的指导，但是也不能将之定义为完全的理性，因为其中仍有“无意识”的参与。人的“心灵”的第三个层次被弗氏称为“超我”，也就相当于人们经常所说的“良心”。“超我”代表的是社会道德对人的限制，它的作用是来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更为重要的是弗氏对人的本能性受到“压抑”后的情况及怎样地去“转移”等问题进行了解释，弗洛伊德把被压抑、被围困的“性能量”称为力比多，认为文艺和人类文明就来源于性的压抑苦闷：由于“性本能的冲动是非常有可塑性的”，“如果现实不允许这方面的满足，那么另一方面的满足可提供充分的补偿”。 从新文学启蒙精神层面上来讲，五四时期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大力引介与广泛运用是与当时注重“人性”、“民主”、“科学”等具有现代性的同时也附有西方近代社会文艺思潮属性的新文学的特质相契合的，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先驱者们对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人性解放诉求的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迎合。1921年由当时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一批青年学生组成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从一开始就声称遵循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路线，以大胆地描写浪漫的情感和变态性心理的创造社的作家们的作品一面世就惊动了当时的整个文坛。作家们借助于在作品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大量描写和刻画，更好的凸显出了人的自然本性，更加注重人性的正常需求，也更好地宣扬了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价值观念，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制观念以及对人性的禁锢和无端的摧残的愚昧思想是一种强大的冲击，创造社的作家们在这一创作领域取得了不寻常的建树。 二、弗洛伊德学说对创造社小说创作的影响具体分析 虽然精神分析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的范围较为广泛，浸润到了诸多作家的创作中，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的“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的小说《不周山》，还有《肥皂》；杨振声写白日梦的小说《磨面的老王》，写性心理的小说《贞女》；王以仁、许杰受创造社的影响而进行的一些小说创作等，显然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不同程度地的影响。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众多文学团体、流派中，真正能够显示出来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而且范围相当广泛、时间又得以持续较长久的，非创造社莫属。从文艺产生的真正的根源，到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具体的内容，再到艺术表现的手法，创造社的作家们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多方面地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浸润。具体说来，弗洛伊德学说对创造社的影响可以从以下的三种具体的情况进行概括。 在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下的梦境与潜意识书写 郭沫若在谈到他的小说《残春》的时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