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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与迟子建对民族融合的不同书写 ——以《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中文系本0801班 高颖 指导老师：李丹宇 摘要：阿来与迟子建两位作家的创作多取材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他们的作品中均有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标志性建筑环境与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丰富描写，小说文本均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但是，他们对民族的书写，尤其是对民族融合过程的阐述与思考，却有显著的区别。本文以阿来的《尘埃落定》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着重比较两部作品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地理背景，人性的美好与堕落，信仰的徘徊与丧失，以及不同人物在民族融和过程中的表现出的差异，从而探究两位作家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之关系这一课题的深层思考。 关键词：阿来；迟子建；民族融合 引 言 阿来是一位藏族作家，他自称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是“穿行于异质文化”的“流浪者”。作者在其作品中也正是以这样一种“边缘化”的自觉意识书写藏族的发展历史，这种创作是他自己民族的历史的写照，例如《格萨尔王》以藏族的战神格萨尔王的故事再现了藏民族的慈爱精神，《尘埃落定》从“傻子”的视角讲述战争时期嘉绒藏区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是土司制度的挽歌，而后的《空山》更像是《尘埃落定》的续曲，通过对一个藏族村落“揭秘”般的描写，展现土司制度被推翻后，新时期藏族的发展，这些作品都表现了阿来对于藏族文化、自然、社会的深刻体验。 迟子建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汉族作家，有的学者将她的创作称作是一种“汉写民”现象，将其文学称作是“汉写民”文学。她的“北极村的童话” 是当代文坛上的一朵奇葩，我们能看到她对于少数民族的大量书写，例如《马背上的民族》讴歌的是鄂伦春人身上的蓬勃、激情，《草原》中则描绘了诚实守信的蒙古族牧民的群像，《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是其民族文学创作的集大成之作，小说通过年过九旬的主人公之口向我们讲述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变迁…… 在二人的作品中都有对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建筑结构、宗教信仰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事物的描写。但他们的这种民族书写尤其是对民族融合现象的书写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本论文将通过二人的代表作《尘埃落定》（以下简称《尘》）、《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右岸》）分析其中的异同。 背景的多元与单一 阿来与迟子建在作品的空间背景的构建上都是以自身的生存环境为背景的，阿来的描写是以其生活的“嘉绒藏区”为背景材料进行创作，他曾说“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同样，迟子建描述的空间放在她生长的东北地区，在《从山峦到海洋》中她提到自己小的时候随父亲进山的时看到的白那查山神的图像，亲眼目睹过伐木工人的采伐，而整部作品的背景原型就是这里。在文化背景的构建上，两部作品都描绘了两个民族的风俗人情、对原始巫术的崇拜。《尘》中讲到土司之间利用巫术来进行战争，汪波土司通过人头诅咒麦其家，麦其家利用相同的方法将冰雹赶回汪波土司的辖地，央宗的孩子被诅咒而夭折；在《右岸》中我们看到了萨满的力量，他能救死扶伤，就连日本军官也为之叹服，甘愿留下自己的坐骑徒步下山，除此以外，两部小说在背景的构造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地理位置的构建上，《尘埃落定》中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川藏地区间的康巴地带，在今天四川的西北边陲，就是云南、贵州、甘肃、青海与四川结合部，大渡河、金沙江、岷江和黄河源头的部分地区，是一个地理过渡地带；而《右岸》的着笔点在一个几乎是封闭的东北密林深处，主人公的原型画家柳芭的故乡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根河市，迟子建巧妙地将这一地理位置移植到了她熟悉的东北森林中，这里是中俄边界，然而当鄂温克人被赶过额尔古纳河右岸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只是沿着额尔古纳河搬迁。 可以说，地理位置往往会决定文化的构成，两部小说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显著的。处于地理过渡地带的嘉绒藏区孕育了多维的文化，这里的主导文化是藏文化和密宗，然而这里早就和汉区有往来，又传承了“白衣之邦”——印度的宗教，“我”的叔叔还在那里经商，同时姐姐是已经出嫁至英国的亲戚，而“我”的傻又是道教文化中强调的“大智若愚”的体现，可以说这里的文化既有对藏文化的传承，也有对汉文化的吸收，又多多少少蕴含了西方文化，尤其是傻子和“我”的母亲都是自觉地在言行中表现出一种“既汉既藏”的边缘性。 上述文化融合的特点最集中地体现在主人公“傻子”身上，他的出身跨两大文化背景，他是一个土司醉酒以后和一个汉族女人所生，从出生就已经带有很强的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土司文化和汉文化碰撞的结合体，并不是一个血统纯正的藏族人，所以在后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合规矩又不合规矩的行为。作品中提到当哥哥在南方城堡继续发动战争的时候，傻子在北方边界已经拆除围墙，“在有土司制度以来的历史上，第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了市场”，大力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