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住民家暴的认知和求助需求建构以部落为主体的家暴防治整合模式.pptVIP

主講人:謝臥龍,Ed. D.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96年11月18日地點：茂林活動中心 會議室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所謂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 換言之，暴力行為不僅限於生理上的加害行為，亦包括心理或精神上的虐待，舉凡辱罵、威脅、不予睡眠等皆屬之。 婚姻暴力與性侵害的事實存在已久，過去因為受限於傳統父權社會性別不平等與不名譽罪的觀念使然，使得社會大眾對於婚姻暴力與性侵害案件的認知與態度比較消極與低調，總認為家庭暴力是家庭內的事，也正如俗語所說「清官難斷家務事」與「家醜不可外揚」的消極態度，使得家庭暴力案件與性侵害案件一直無法在過去的時代中被正向的看待，也因此阻礙了對此一議題的研究方向。 從鄧如雯殺夫案，婦女團體與女性運動者經過多年努力，在多方奔走與遊說下，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終於在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由總統公布實施，全部條文也於八十八年六月廿四日正式生效實施，同時內政部也依法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 以結合司法、社政、警政、法務、衛生等相關部會機關共同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建立家庭暴力防治制度，提昇各項保護及防治工作的服務品質，以促進家庭和諧、社會詳和為目標。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實施家暴防治法的國家；許多的家庭暴力案件也應著家暴法的實施，以驚人的速度浮現出來。 家庭暴力的防治理應在家暴防治法公佈實施之後，應能適度遏止婚姻暴力的發生，但就實際發生的狀況來看，婚姻暴力事件並未因此而減少，通報的數量也日益增加，其中可能的原因有二： 一、當有了保護令的申請措施後，提供了受虐個案尋求保護的管道，而致使婚姻暴力案件數增加。 二是透過法令與宣導逐漸改變人們與社會大眾的認知，讓民眾了解，家庭暴力事件不再只是家庭內的事，暴力的受害者都應該勇敢的站出來透過保護體系來幫助自己。 婚姻暴力的事實存在已久，過去受限於台灣傳統社會以父權為主流，強調掌握權力過程中的社會管理機制與控制功能，女性的福利需求因為附屬於男性父權體系的架構之下，往往淪為附屬或隱而不見。 此一父權意識建構下的問題，在法律上，很明顯可以呈現在近年來各種民法修法的議題上，例如，夫妻財產制、妻之住所以夫之住所為之、親子關係以父優先、親權以父優先、婚生子女之認定以夫在婚姻中所生、非婚生子女認父中夫的生殖權遠大於妻等等。 而在現實生活中，婦女的角色與地位更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父權強勢的「唯我」、「獨尊」與女性及其他弱勢「無我」、「卑下」形成強烈對應。 在台灣父權國家體制發展過程中，女性的權力無疑地一再地受到忽略，以女性為大多數受害者的婚姻暴力議題，顯然在過去台灣社會中理所當然地不被重視。 就家暴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公布之前，對於婚姻暴力的定義以身體虐待為主要條件，或有論及性或精神上的侵害，但所佔重要性皆遠不如身體虐待。隨著家暴法立法過程的討論，對婚姻暴力的定義重點逐漸自身體虐待為唯一或主要內容的情況，擴及其他形成暴力。 因此婚姻暴力可定義為：「婚姻暴力之虐待行為不應專指身體上明顯可見的傷害，乃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及精神虐待」 黃志中對婚姻暴力的定義則如下：「婚姻暴力是發生在現在或曾經具有親密關係的配偶之間的暴力性行為。所謂配偶關係意指夫妻、男女朋友、或同居人，甚至同性戀配偶亦可為廣義的形式之一。而暴力性行為所指的是親密關係及兩人之間，因著權力與控制上的不平等，造成一方配偶在身體、性、精神與經濟上，產生傷害、痛苦、恐懼與束縛情況的行為。」（黃志中，2000 ） 在婚姻暴力的發生經常不是以單一形式呈現，而是多重形式的虐待類型存在的情況下，綜合而完整的定義有助於呈現婚姻暴力的完整面貌，以及落實相關的防治工作。 我們深信這些家庭暴力的問題不應只是個案的問題，而且家庭暴力的問題也不止是個人或家庭的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因為在整個家暴事件的過程中需要被照顧的不止是遭受暴力對待的婦女、兒童，更有目睹暴力事件的兒童、家人，以及家庭暴力的施虐者，他們也極需要適切的社會服務，所以在保護體系的整合與合作建構上益形重要。 家庭暴力分類圖(引自黃富源，1994) 婚姻暴力發生的原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探討。但肯定的是，婚姻暴力的發生，幾乎都伴隨在「衝突事件」之後。Coleman指出，所謂「婚姻衝突」(marital conflicts)是指：配偶間因為不能相容的需求、目標、期待，所導致的意見不合或不一致，其主要來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