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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农业生产组织创新 　　摘要：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剧了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紧迫性，也将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重要性推到了新的高度。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及新常态下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内涵。通过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农业生产组织创新面临的新旧挑战及其实践意蕴，提出了相关制度变迁或创新等新常态下诱导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农业生产组织；组织创新；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8-4853-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6.18.055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体现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反映未来发展趋势的经济发展自然状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一直处于某种单一发展趋势，有起有伏、交错发展才是自然状态。因此，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外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作出的重大判断，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向中高速甚至中低速平滑；二是传统产业逐步转型升级，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是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和改革驱动。 　　农业生产组织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当前主要包括以个体农户为代表的传统组织和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等为代表的新型组织。农业生产组织是农业的微观基础，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中枢力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型发展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和未来趋势，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枢力量的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变得日益紧迫和重要。因此，有必要梳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理论基础，厘清其内涵、意义，分析其面临的新旧挑战并为其创新营造相应环境，以夯实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微观基础。 　　1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 　　1.1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论基础：潜在增长率理论 　　秉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总需求等于总供给为国民经济均衡运行条件的理念，1946-1948年间，哈罗德与多马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内涵基本一致、被后人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经济增长模型。即，G=S/V，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S代表资本积累率，V代表资本与产出比率，模型表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比率成反比。哈罗德将经济增长率分为“人口增长率Gn”、“实际经济增长率Ga”和“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Gw”，并认为当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偏离时会导致经济短期波动，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偏离时会导致经济长期波动，而一旦偏差发生，就有自我加强的趋势，要实现长期稳定均衡的充分就业增长的条件是Gn=Ga=Gw[1]。但这种“刃锋式”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为解决“刃锋式”困境，1956年，索洛在相关假设前提下通过储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索洛模型，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这种平衡增长路径可以被理解为潜在经济增长路径[2]。之后，布拉德利?希勒、迈克尔?帕金以及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分别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相关界定和探讨，萨缪尔森把哈罗德定义的自然增长率称为“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即一个国家可持续的最大的国民产出水平。 　　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们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概念、内涵等虽没有达成统一认识，哈罗德、索洛等人的研究也因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而饱受置疑和批评，但其研究结论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转换，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受制于其最大国民产出水平并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P在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相关测算后提出，中国GDP潜在增长率1978-1994年期间为10.4%，1995-2009年期间为9.8%，“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分别为7.2%和6.1%[3]。他的前两个预测已经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十二五”已经走过的前四年中中国GDP增长率也基本上按照预测数值在运行。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但经济增长率下降时，下降幅度大多在30%～40%[4]。因此，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潜在增长率如果下降30%～40%，由过去的10%左右降到6%～7%的新常态也是符合国际经验的。 　　1.2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理论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规律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包括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