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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人员刑讯逼供犯罪问题研究 前 言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所严厉禁止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这一犯罪行为却频频发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严重违背了国家的法律,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且极易引起冤假错案的发生。权衡利弊,自当坚决反对刑讯逼供。 修订后新《刑法》第247条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罚, 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种犯罪的发生。于是,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案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佘祥林案件的曝光如石落静水,在司法领域泛起千层浪，关于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被广泛展开。 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本文主要针对刑侦人员的刑讯逼供犯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希望对解决刑侦人员的刑讯逼供犯罪问题有一些帮助。 刑侦人员刑讯逼供犯罪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刑侦人员的刑讯逼供是一种执法犯法的职务犯罪，是侦查活动中的常见现象，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本文首先从刑侦人员的刑讯逼供的特点和危害入手，探讨刑侦人员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刑侦人员 刑讯逼供 长效机制 近年来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监督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刑讯逼供案件为媒体所关注。几乎每一次媒体所披露出来的案件，都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刑讯逼供的出发点是打击犯罪，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却不断发生异化，最终以制造新的犯罪为终结。[1] 一、刑讯逼供的特点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所谓肉刑,是指捆绑、悬吊或毒打。电击等对肉体进行摧残的刑讯手段。所谓变相肉刑,是指上述直接伤害身体的肉刑以外的其它对人的身体或者精神进行折磨的方法,例如罚跪、罚站以及不让休息的“车轮战”等手段。 (一)从实施的主体来看，具有特定性。实施这一行为的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即具有侦查、检查、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当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主要为公安机关中的刑事侦查人员。这也是本文的探讨重点。 (二)从实施的方式来看，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刑讯逼供人员有的对犯罪嫌疑人,尚未问话,先一轮拳打脚踢,搞所谓的“下马威”,有的倒挂吊打,有的用电棒击打,有的罚跪罚站, 有的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搞车轮战术,连续问话等疲劳战术以逼取口供,使不少人精神崩溃、致残,甚至致死。[2] (三)刑讯逼供具有刑事违法性。这一行为本身是违法的，而且为我国刑事法律所禁止。刑法上明确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犯罪罪名和处罚措施。行为人以逼取口供为目的，直接故意地实施了此行为。刑讯逼供其实也是借用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的，是对国家权力的不当延伸，也是对国家司法权的滥用。 (四)刑讯逼供具有历史性。刑讯逼供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在野蛮的古老法制中，在当时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形成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国家，自古以来对犯罪嫌疑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实施过刑讯逼供，甚至有大量的私刑发生。私刑虽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法制的发展几乎是绝迹了。但公刑却仍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法制与文明的日益进步，党和政府将刑讯逼供视为法律所严厉禁止的取得口供的非法行为。 (五)刑讯逼供具有隐蔽性。由于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的特殊性，他们本身是国家司法权力的行使者。一方面，他们合法地享有调查取证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与司法权的行使纠缠交织在一起，使人很难去辨认和界定，使这一行为具有了很大的隐蔽性。 (六)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安人员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逼取口供的行为,从司法实践看,刑讯逼供的行为,通常是由公安人员亲自实施,也包括由司法工作人员指使他人(如保安、保卫人员实施,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口供”,在审讯中,办案人员由于受先入为主思想支配,非逼取“有罪”供述不可,从而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及体罚,逼迫犯罪嫌疑人交待。 (七) 刑讯逼供行为具有渎职性。刑讯逼供属职务犯罪的一种，所以有一点是与职务犯罪共同的，即行为人的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近年来，贪利型、枉法刑、暴力型、渎职型已成为当前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相对集中的四种职务犯罪类型。刑讯逼供是暴力型职务犯罪的典型体现。 二、刑侦人员刑讯逼供的危害 (一)对公安机关的影响 就公安机关而言,刑讯逼供既违反了法律规定,又降低了诉讼效率,造成了冤假错案,并破坏了公信力。 1.刑讯逼供违反了我国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1条也做出了相关规定,且最高检于2001年1月2日也下发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