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docVIP

“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摘 要：严歌苓的《老人鱼》是一篇“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小说，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对“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主题。这个“一般社会”既包括时代、历史、社会等宏大叙事，也包括任何个体都在内的芸芸众生。不过由于在“大悲剧”穿插“小喜剧”的写法，全文虽一地悲凉，让人读来却不觉得沉闷、压抑、苦涩、单调。 　　关键词：《老人鱼》 文化反思 人性审视 　　《老人鱼》是严歌苓2002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来作为首篇收录于系列小说集《穗子物语》中。严歌苓一般不喜欢写谈论自己的创作的文字，却专门为《老人鱼》写了一篇创作谈：《我写〈老人鱼〉》。这似乎可以从某一个侧面表明作家本人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和喜爱。对于《老人鱼》的主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在我看来，“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恐怕是其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这句话本来是鲁迅对《孔乙己》的概括，我把它借来解读《老人鱼》，并没有什么深层考虑，纯粹出于评论的方便。 　　一、宏大叙事中的“石子” 　　《老人鱼》中的“苦人”，是穗子的老外公，也是整篇小说的主人公。他无名无姓，小说提到他时或者写成“外公”，或者写成“老头儿”。外公是个退伍老兵，六十来岁，残疾。“外公的残疾非常古怪，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他的头不时会转动”。此外，“据说外公在打仗时冻掉了三个脚趾，因此他走路是深深浅浅的”。外公无亲无故，与穗子和穗子母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20世纪50年代，是政府出面把守寡多年的穗子外婆与他撮合在了一起。 　　说外公是一个“苦人”，是因为在各方面，他都是一个“零余者”，而且每一方面都被“凉薄”地对待。 　　先从历史、时代、社会等宏大叙事方面来看。 　　外公自称是个老革命，然而连年幼的穗子都觉得可笑的是，他打了几十年的仗，“对历史的是非完全糊涂”，从来“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也就是说，外公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属于宏大叙事的人，他对宏大根本就没有概念。小说没有写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参军的，但无论如何，自参军之日起，这个无意参与宏大叙事的人却被卷入了宏大叙事之中。这注定是一个悲剧。如果说宏大叙事是一个大齿轮的话，那么外公就与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一样，“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1}，被轧几下之后必然要被抛弃。表面看来，作为一个老兵，外公在革命胜利后享受到了革命红利，“有残废津贴和特殊食品供应，而且不必排队就能买到肉和粮食”。外公搜集了很多战争纪念章，碰到别人跟他“过不去”，就把这些纪念章作为军功章吓唬对方。外公把所有纪念章都戴在胸前，问一声“你晓得我是谁吗？”“这就够了，对方也不敢晓得他是谁了”。即便偶尔碰到个别胆大之徒，只要再说一句“你问问去，当年我腿上挂花时，省上哪个首长给我递过夜壶”，对方也就服服帖帖了。总之，依靠此类手段，外公在众人面前树立了一个“战功赫赫的老英雄”的形象，也基本能够得到他所期待的那种敬和畏。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巨大隐患：人们敬和畏的，是作为“老英雄”的外公，而不是作为“老人”的外公，更不是作为“人”的外公。也就是说，必须是宏大叙事依据自己的逻辑把外公定性为“英雄”和“好人”，外公才能以这种被认定的资格慑服他人。至于那些乌合之众，则不过像回声一样，亦步亦趋于宏大叙事对外公的定性。很显然，在这里，无论是外公还是他人，都被宏大叙事所牢牢控制。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宏大叙事往往如白云苍狗般变幻无常，“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一个革命推翻另一个革命”。在鲁迅所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闹剧中，今日的“英雄”和“好人”恐怕就是明日的“狗熊”和“坏人”，“文革”期间的那些被打倒者，不都是这样吗？外公的命运也是如此。“文革”一起，立即就被打成了“伪装成老英雄的敌人”“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一切待遇一切敬畏，自然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像外公这样一个年过花甲“坏脾气、好心眼”的残疾者，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化身，他本来就应该以“人”或“老人”的资格自然而然地拥有尊严。但在“英雄”资格被剥除后，却是残废津贴被停、薪水被扣、医药费不能报销，甚至被赶到一间“漏得厉害”的旧房子里，可谓典型的老无所依。在这种情况下，外公只能依靠吹嘘外孙女穗子的威力来威吓他人。比如，“说他的外孙女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信去打听打听，她就在某大首长手下，跟某大首长一打招呼，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就得拉出去毙掉”。或许外公不知道，即便“某大首长”确实如此气吞山河，即便穗子也确实与“某大首长”关系如此亲近，但他的处境恐怕也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因为如同今日的“英雄”明日就成了“白匪”一样，谁又敢保证今日的“大首长”明日不会变成阶下囚呢？如果“人”的命运、尊严等等总是“挂靠”在由本就不可靠的宏大叙事所认定的“英雄”首长”等等之上，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