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罗家伦与顾颉刚.docVIP

“五四”前后的罗家伦与顾颉刚 　　罗家伦与顾颉刚相识于“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新生，24岁的顾颉刚报名应试，随即被录取。他于秋天负笈北上，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与他同年入学的还有傅斯年。1917年秋，毕业于复旦公学的罗家伦通过北大的新生考试，于这一年秋升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 　　罗家伦入学之初，顾颉刚与傅斯年已升入二年级，他们两个同住在西斋丙字12号宿舍。9月开学之后，罗家伦几乎天天去傅斯年宿舍：“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可见当时这个宿舍学术氛围相当浓厚，“颇有谈论之乐”。顾颉刚也正是在此时与罗家伦相识的。当时在罗家伦看来，顾颉刚“精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不善言辞。由于罗家伦与傅斯年的亲密无间，而傅斯年又与顾颉刚同寝室，罗家伦与顾颉刚也成了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这段交往开启了两人数十年的友谊。 　　一 　　师生之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是当时北大学风的一大特色，这种风气在1918、1919年间最为盛行。傅斯年经过顾颉刚的推荐，转投胡适门下以后，胡适的家也就成了傅、顾、罗等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在这里，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无拘无束地争论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诸多问题，不断碰撞出学术思想的火花。在胡适等人的鼓励与提携之下，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也很快成长为新文化思想的宣传者与实践者，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 《新潮》 杂志的创办。 　　1918年秋，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康柏清等为文学革命，进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号，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的支持下，于1918年11月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 《新潮》 杂志，并邀请胡适做他们的顾问。顾颉刚此时虽在苏州养病，但也密切关注着这项事业。因为这项事业的缘起本身就与他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回忆当年创办 《新潮》的缘由时就曾提道：“（民国） 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是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可见，顾颉刚确实是 《新潮》 杂志最早的发起人与谋划者。至于《新潮》 这一名称，则是由罗家伦提出的。 　　《新潮》 创设之始，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罗家伦任编辑，顾颉刚虽人在苏州，也成为它首批入社的成员。并且经常给傅斯年、罗家伦去信提出各种意见，不断给予他们鼓励。如他在191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曾记道：“写覆志希书，以社事相勖。”他于12月为 《新潮》 作了一篇文章 《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是 《新潮》 上刊登的第一篇批判旧家庭的文章。顾颉刚生怕所作文字被其父亲看见，故在文章中用了笔名“顾诚吾”。该文着重批判旧家庭中毒害、禁锢人们头脑的名分主义、习俗主义、运命主义，并抒发了自己这一年多来在家庭遭遇的悲愤与无奈：“旧家庭里因为没有是非，没有爱情，所以根本上不认有人格的存在。”这无疑是顾颉刚发自内心的感慨。 　　关于此，罗家伦后来回忆：“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掊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其中一篇 《妇女人格问题》，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这篇文章后来传到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手中，傅便当即“示意蔡孑民，要他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妇女解放确实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罗家伦也曾在《新潮》 第二卷第一号上写过一篇与之类似的文章，题为 《妇女解放》，细致地分析了西方妇女解放的潮流与理论，并且对比中国妇女的实际地位与情况，强调必须实现男女平等的理由以及在中国实行的必要，其目的是探寻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罗家伦不仅文笔斐然，而且他的文字对许多社会现象都有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一点也是令顾颉刚非常钦佩的，为此，他常常向妻子殷履安推荐罗家伦的文章与观点。如对于上述那篇《妇女解放》，顾颉刚在1919年9月29日给殷履安的信中就迫不及待地向她引荐：“《新潮》 二卷一号里，有罗志希的一篇 《妇女解放与儿童公育》，很费心力做的；等下个月出版时，寄给你看。”又如，顾颉刚身边有个同学自杀，罗家伦曾在 《晨报》上对此做过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观点也使顾颉刚非常服膺。他在1919年11月21日给殷履安的信中提道：罗家伦在文章中指出：“现在新旧社会过渡的时代，有觉悟的人，随处都要感到困苦不安，容易走到自杀的一条路上去。补救他的方法，有三样：（一） 确立新的人生观，（二） 美术的生活，（三） 朋友交际的生活。这三条是的确不差。”由此不难看出两人价值观之相近。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