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与日常生活的“意义”展开.docVIP

“匮乏”与日常生活的“意义”展开 　　“八十年代”――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起点”意义似乎已经成为某种共识。 　　站在改革早已触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改革所带来的利与弊早已展现得清清楚楚的今天，再来重返“八十年代”，无疑带有一种“清理”的意味。 　　早在1988年，甘阳等人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后开启的所谓“新时期”的启蒙工作所具有的意义。这场对“后文革”时期的思想资源的清理与整合工作被普遍视为是继五四之后“中国社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①。类似的工作产生了诸如《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八十年代访谈录》（?私ㄓ?）、《重返八十年代》（程光炜）、《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王尧）等等思想文化成果。“八十年代”――不单纯是作为一个“时间标志”，更是作为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思想文化转型、知识分子分化等诸多重要命题相关的一个“标志物”。正如有学者指出，“‘80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②。本文即是在这一维度之下对“新写实”小说作以重读。 　　一 　　1988年7月，《文艺报》编辑部组织了对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精神的创作研讨会，并在7月23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评论文章对之前近一年文坛出现的一批表现当时现实生活的小说及创作趋向作出评论。文章称，“现实主义精神正在以一种扎实的步伐深入作家的创作之中，这首先表现为一种认识上的深化”，“现实主义精神正成为一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这些小说新作“给我们揭示了更为真实的生活内涵，这是因为作家们对‘真实’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真实与以往理解的真实是不同的”，既不同于赵树理，也不同于柳青，“反映了作家们在创作中力图突破过去那种机械反映论束缚”，“更加直面人生，正视社会现实，关注民族文化心态的重新塑造”，“这种深化的迹象可以追溯到去年下半年，《风景》《烦恼人生》等一批作品就是苗头”③。 　　此时，距离池莉发表其成名作《烦恼人生》④已经过去近一年，文坛在某种程度上的“沉寂”被打破，有评论者在谈及这批新作家、新作品时用“几乎使人有一种舒了一口气般的快慰”⑤来形容，所指涉的正是当时文学批评界“对已被过分渲染的‘先锋小说’的某种不满情绪”⑥。书写“真实”，既使得这批新作家、新作品有别于之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形成了某种“新”的美学风格，又使得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1980年代后期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潮的观照成为一种现实症候。 　　《烦恼人生》是“被批评家用来阐述‘新写实小说’特征的主要文本之一”，“在‘新写实’作家中，池莉是最明确自己要表现‘新’现实的一位”⑦。然而，现在再来回望已被文学史教材命名化了的“新写实”小说与作家们，所谓的“新”和“真实”一方面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典型化”美学原则的主动放弃，另一方面――曾让评论界为之惊喜的――是将这种追求所谓的“零度情感”和“实录精神”视为某种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关注小人物的吃喝拉撒与生老病死，笔下的人物不再是“英雄”“高大全”的形象，他们没有抱负，或者说他们原先的抱负被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的一面所销蚀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琐碎、庸常，甚至粗鄙。如果说，池莉是最早触及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变革所必然带来的日常生活及其焦虑问题，那么这种“触及”其实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发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命名”，这种“命名”暗合了彼时的社会文化思潮，并不自觉地在文本层面表现出作家的某种焦虑。 　　“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这是《烦恼人生》中的第一句话。随着主人公印家厚的一天从儿子雷雷半夜掉下床开始，紧随其后的便是一组琐碎、庸常的生活经验的展开： 　　老婆终于能流畅地说话了：“请你走出去访一访，看哪个工作了十七年还没有分到房子。这是人住的地方？猪狗窝！这猪狗窝还是我给你搞来的！是男子汉，要老婆儿子，就该有个地方养老婆儿子！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 　　一天的生活是从这样的争吵开始的，与这样的争吵紧密相关的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柴米油盐与衣食住行问题。正如与小说同期的《编者的话》所指出，印家厚并非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被现实生活所拖累，“他心灵中集居着众多的社会角色，复杂的自我表象，繁密的传统责任与社会义务，再加上外在的不能尽如人意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池莉正是要着意表现这些“真实问题”。尽管，在池莉的笔下，与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相关的诸多细节总是与某种“匮乏”及其焦虑联系在一起――睡眠的时间不足、公用卫生间排不上队、公共汽车挤不上去、塞在包里的武侠小说没有时间去看、吃早饭的时间被迫压缩、上班迟到、月度奖金突然被扣除等等――然而，池莉并没有放弃对于现实生活的“匮乏”给予“诗意”地弥补的努力⑧，在其看来，“烦恼是体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