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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儿童”的困境 　　 　　把学校告上法庭的家长 　　60岁的汉堡市教育局首席律师安德里亚斯?格莱姆为学校辩护，原告通常是家长。他说：“最近十年，案件数量翻了倍。”去年，格莱姆的部门共接手了1051宗案子，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父母写下一纸诉状，只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得了2分、3分或4分（德国实行六分制，1分优秀，4分及格）;因为他们认为，学校不够尽责，没有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学业上的成就;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孩子天赋极高，只是老师没有发现。 　　格莱姆举的一些例子，会让人觉得这些家长疯了。 　　一次，一家人在庭前抗议他们正在读四年级的女儿的成绩单。“非常棒的分数，全是1分、2分。”格莱姆说。但是评语中写着：“你还可以在体育课上更加把劲儿。”父母起诉学校，正是因为这句话。法官要求女孩亲自出庭，扎着两条辫子的她坐在父母和律师中间。父亲对法官说：“看到成绩单里的这句话，我不会让这个孩子进我的公司工作。” 　　格莱姆说起一位母亲，她起诉的原因是学校想让她赔偿她的儿子毁坏的一件乐器。而一位父亲起诉的原因是他不想支付他的儿子从学校去游泳课路上的60欧分交通费。格莱姆说，今天他又接到了一桩类似的案子：一位父亲来到行政法庭，是因为这个成年男人一定要参加他的孩子的班级组织的郊游活动。 　　格莱姆提到的这种父母正随着一种“传染病”的迅速流传而不断增多。在他们面前，一切和孩子相关的职业群体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无论是老师、医生、汽车司机，还是足球教练。 　　他们坚定不移，从不屈服。很多学校开始保护自己，设置所谓的“吻别区域”，因为不这样的话，父母会一直跟着他们的孩子来到教室，从而妨碍老师的正常教学活动。有些学校会写信劝说家长不要在上课时站在教室窗户外面朝孩子挥手致意。 　　有些家长强迫医生为他们的孩子安排疗法，以治愈他们的“差劲分数”。有些家长去上拉丁语课程，以便能够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有些家长抱怨，班里的残疾孩子可以比他们的健康孩子拥有更长的考试时间，因此造成了后者在成绩上的劣势。 　　一个温暖的周四，将近8点，汉堡克里斯提安内乌姆中学8年级b班的中学生们起立欢迎他们的老师。学校所在地是富人聚居区。一般而言，孩子们应该先上英语再上数学课，但是这一天有点不同：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课时中讲讲他们自己的父母和格莱姆描述的那类父母，深入思考如下问题：在父母的严密保护下，孩子会怎么样？ 　　“太夸张了，这样的话孩子根本无法正确行事。”约纳斯说。“如果到了16岁还让父母开车送来上学，以后怎么得了？”福利特约夫说。“孩子会更加没有自信。”玛丽说。 　　“莫扎特父母” 　　这天下午来到安奈特?麦尔-桑德律所的女孩才刚上幼儿园。她的父母，一对友好、忧虑、工作繁忙的夫妇，来到这里，是为了起诉他们的女儿将要上的小学。几天前收到入学通知书的他们非常生气，因为女儿要去上的并不是他们选中的小学。“我们如此爱护她，最后却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把它撕成了碎片。”父亲说。 　　在麦尔-桑德眼中，这是一起典型案例，在庭前，她将对战来自教育局的律师安德里亚斯?格莱姆。 　　每年三四月，麦尔-桑德的委托旺季就会伴随着化为泡影的入学名额来临。她和绝望的家长们坐在会议室中，手持一份城市地图和一把尺子，衡量孩子的卧室到学校的距离，检查上学路程是否远得让人无法接受。 　　 　　她先劝说家长们不要通过非法变更地址的方式得到入学名额，然后寻找孩子必须上某所学校的理由。她总会遇到一些难以应付的暴躁家长。“他们并不是那种‘直升机父母’，”她说，“他们根本不照顾孩子。他们来找律师，却不知道孩子的成绩。”她说起一周80个小时满世界飞、周末就来处理孩子问题的父亲们，或是穿着鸭绒夹克，带着高尔夫球装备，开着陆虎揽胜（后座上常常还有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婴儿）来到学校的母亲们。“大部分是那些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的有钱人。”他们希望如同应付烦人的职场日程一样处理孩子的问题。 　　麦尔-桑德说，这些家长只是将教育委托书交给学校，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们纯粹是消费者的心理。”她说。当孩子毕业考试成绩差，或是受到“留学”之类的惩罚时，家长们的语气很快就会粗暴起来。 　　同时，这些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抱有极大的期望。“他们越来越难以理解，为何他们的孩子只是一般水平。”在这些父母的人生词典中，“一般”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他们犯的错误并不是过分保护孩子，而是过度要求。他们将独特性和天才混为一谈。一个孩子的独特性是允许他们失败的，而天才不会失败，只会取得独特的成就。一旦无法取得，就是因为――从他父母的角度看――这个孩子受到了外部影响的阻碍。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莫扎特父母”。 　　坐在麦尔-桑德的办公桌不远处的是亚历山大?明西。和麦尔-桑德一样，明西也是专攻《教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