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方兄”有大文章.docVIP

“孔方兄”有大文章 　　我们都知道，兑换货币是现代人走出国门前，准备工作中的一个必要环节。那么，在当年客商云集，不同口音、长相的人们交织的道路上，货币的流通又有着哪些奥秘？想像一下，小小一枚钱币，辗转过无数人之手，除了直白的“赚与亏”，这种进出、流动还能带来什么？ 　　事实上，伴随着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融，和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理，中原地区的汉代半两钱、五铢钱以及唐代的开元通宝钱都大量流入中亚地区，这些货币在满足当地流通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当地自铸的货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叶?体钱（俗称和田马钱）是公元1世纪至3世纪时，流行于古代新疆和于阗地区（今和田）的一种地方货币，它以希腊货币德拉马克与四德拉马克为祖型，仿照贵霜钱币打压而成。汉?叶?体钱分为大钱和小钱两种类型，圆形无孔，无郭，红铜质。正面四周用篆书的汉字标明面值，大钱上的汉字为“重廿四铢铜钱”（或读作“铜钱重廿四铢”）；小钱上的汉字为“六铢钱”。背面中央是一匹马或骆驼形图案，上方有一打压痕迹，明显可以看出是一徽记。背面四周一圈为?衣?文。 　　汉?叶?体钱，是目前已知新疆地区历史上最早的自铸货币，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它不同于中原地区铸钱用钱范浇铸，而是采用源自古希腊的打压法；也不同于中原地区流通币上不铸动物图案仅有文字的传统，而打印有马或骆驼图纹。但是钱币上却打印有汉字，并用中原地区传统的货币重量单位“铢”作为它的计值单位。汉?叶?体钱具有很典型的东西方两大货币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是伴随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特别是货币文化的交流、融合而产生的。正如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所说：“希腊文化通过印度传入于阗，同原来已存在的中国文化相结合，而产生了这种货币。” 　　“日月光金”钱币为回鹘汗国在漠北草原铸造的汉文与突厥文合璧的钱币。其正面为汉文“日月光金”四字环读，背面注有变体的突厥文字，直径24.4毫米，重5.23克。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中披露，在新疆吉木萨尔县的唐代北庭回鹘佛寺遗址中，有1枚“日月光金”钱与3枚“开元通宝”钱同时出土，说明它们的时代应该相距不远。 　　“日月光金”钱币性质上完全仿照开元通宝钱，采用浇铸技术。铭文中“金”字当与“钱”字同义。“日月”则为摩尼教（后宋人改成“明教”）的拜物对象，带有明显的摩尼教色彩。近年又发现一种形制特殊的“日月光金”钱币，钱币四周外郭两面均为一圈波斯连珠纹，边缘还带有八个突出的齿轮，形似“法轮”，这显然不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的，可能是被用作宗教活动的一种“法器”。如此更从一个侧面证明“日月光金”钱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见证了回鹘人在漠北信仰摩尼教的那段历史。 　　回鹘汗国于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被黠戛斯所灭，部众西迁，其中一支迁于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周回鹘，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所谓的回鹘文钱，便是高昌回鹘汗国时期所铸造。 　　据《王延德使高昌记》记载，回鹘西迁高昌后逐渐定居下来，农业及手工制造业都很发达，“性工巧，善冶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这为其铸造货币创造了条件。高昌回鹘汗国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过境贸易发达。回鹘商人以善于经商著称。据记载，辽朝每年从宋朝收取的大量“岁币”，除消费一部分外，大部分通过回鹘商人运往中亚贸易，换回高级消费品。发达的贸易，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回鹘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铸造的。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在怛逻斯之战中失利，未能遏制住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的强劲势头。四年后，唐朝又爆发安史之乱，西域驻军陆续被调回平定叛乱，唐朝势力逐渐退出中亚，遂给向东扩展的阿拉伯势力以可乘之机。随着阿拉伯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扩张以及伊斯兰教的东传，从公元8世纪开始，中亚地区就开启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伊斯兰化进程。受此影响，中亚地区的钱币文化最终也都被伊斯兰化。 　　即使如此，在伊斯兰化以后的中亚地区铸造的货币中，仍然保留有浓郁的中华货币文化的元素。如蒙古占领中亚以后，曾打制过铸有汉字“不花”和“税”字的镀银铜币。这里“不花”是指铸造地不花剌（即布哈拉），“税”字则表示征收的是一种税币，反映出蒙古统治中亚时期课税制度上的一些特点。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朝政府重新统一西域。第二年设立叶尔羌铸钱局，收缴销毁原准噶尔汗国的普尔钱，并仿照内地制钱的式样铸造发行了圆形方孔钱。以此为标志，中国钱币文化又重新传入中亚地区，并将中亚东部，即今新疆地区重新纳入了中国统一的钱币文化体系之中。 　　清朝政府随后在天山南北两路先后设立了7个铸钱局，按照统一规制铸造圆形方孔钱。因铜料中未加铅、锌，呈红色，又被习称为“新疆红钱”。 　　可以说，仅在汉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中原地区的茶、瓷器、丝绸等物品和打井、造纸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