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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的经典性 　　摘 要：卡尔维诺在《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一文中对《日瓦戈医生》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日瓦戈医生》的同时，这篇评论也反映了卡尔维诺本人的艺术观。尤其当发现此文收录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时，就更加明显地感受到他在这部小说上寄予的自己对“什么是经典文学”的判断标准。本文提取卡尔维诺评论的核心思想，从“悖论”这一关键词入手，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细节，通过三组既矛盾又相互关联的概念分析《日瓦戈医生》的经典性。 　　关键词：帕斯捷尔纳克 俄国经典小说 《为什么读经典》 　　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卡尔维诺提出的第一条定义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1}他将“可以被重读”视作经典的最基本要素之一。然而，一部文学作品何以值得被一次次重读？这要求它自身必然包含复杂性、悖论性，令读者、评论者困惑不已而又不得不被吸引。解读卡尔维诺对《日瓦戈医生》的评论可以从这一角度切入，他在这篇文章中反复论证的正是这部小说中的一系列悖论，这些悖论共同指向的则是“经典”。 　　一、俄国经典小说与苏联小说的悖论 　　卡尔维诺在评论的开篇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悖论。一方面，他将《日瓦戈医生》比作“伟大的鬼魂”：“在20世纪的半途中，俄国19世纪伟大小说又像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了。”{2}因为这本小说无论是感情体系还是创作主题、文学氛围都带有读者熟悉的俄国19世纪经典小说的气息。另一方面，卡尔维诺又指出：“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说，再也没有比《日瓦戈医生》更典型的苏联小说了。”{3}因为这本小说的主人公个个都流露出苏联共青团员那样清新而又令西方世界感到陌生的感觉。 　　分别论之。 　　先说苏联小说这一面。从创作时间来看，《日瓦戈医生》创作于1945至1954年，并于1956年交出手稿。抛开个人创作动机，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创作行为本身就是苏联“当时‘解冻’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4}。再从创作内容来说，这部小说所写正是作者对十月革命前后近四十五年历史的文学化思考，主人公尤拉、拉拉、安季波夫等人都是苏联从革命前的萌动到革命后的建国历史的见证者与亲历者。而作者本人也一直留在苏联国内，虽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但从未做流亡文人。从表面来看，这无疑是一部苏联小说。也正因为苏联政治上与西方的隔离，这部小说给西方读者带来了陌生感。然而这只是这部小说最表象的部分，甚至可以说，它的深刻内涵恰恰体现在它“非苏联文学”的部分。 　　卡尔维诺认为，这种“非苏联”性体现在对俄国19世纪经典小说的继承。从创作主题来说，《日瓦戈医生》不同于当时官方提倡的粉饰现实、虚假乐观、重宣传作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它们是典型的政策先行的产物），帕斯捷尔纳克通过这部小说要写的是远高于这些琐碎现实的永恒主题，他要写生命的意义、爱情的本质、永恒的人性。而这些正是俄国19世纪经典小说的主题，他的创作直接追随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本文学精神。这可以说是俄国艺术家独有的文学态度――将对真理的执着追寻埋植于文学创作中，而往往又伴随着追寻不到的忧郁。这种精神或可如董晓所说是植根于一种“对崇高的终极真理的狂热追求”{5}的民族特性，也可如汪介之所说是一种“沉郁与苍凉”的文学“底色”{6}。 　　总之，这种独具特色的俄国经典文学特性，在《日瓦戈医生》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先说生命。小说以葬礼开篇，少年时期的尤拉目睹了亲人的死亡，这给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思索生命的忧郁氛围。之后，对尤拉的思想影响深远的舅舅又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发表对历史的看法：“若干世纪以来，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系统探索死亡之谜和将来如何战胜死亡――这就是历史。”{7}到了青年时期，在大学学习医科的尤拉在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葬礼之后直接自我表白：“艺术向来有两个对象：它总是在思考着死亡，同时又总是以此创造着生命。”{8}拉拉也同样有着对生命的思索，但与尤拉的形而上性相比，她的思考更多是来源于现实的痛苦，是对生活的应激反应。在与科马罗夫斯基发生关系之后，她日益感到自己的生活正在一步步走向毁灭，无法挣脱。作者写道：“拉拉不信教。她对宗教仪式并不笃信。但有时痛苦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她希望心灵能有某种音乐陪伴她。不能每次都由自己来谱写这种乐曲。这音乐便是上帝解释生活的箴言。于是，拉拉会不时去教堂哭一场。”{9} 　　除了生命之外，人性是《日瓦戈医生》继承俄国经典文学的另一重要主题。文本例证众多，我仅以战争、革命中的人性为例。帕斯捷尔纳克对于一切战争都有反感，这种反感并非针对十月革命或卫国战争这种具体战斗，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批判战争、革命激发的恶。在描写一场车站士兵哗变时，作者写一个名叫金茨的年轻政委在革命的热潮中发表演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