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民族性研究的素描.docVIP

《菊与刀》：民族性研究的素描 　　2005年，一位美国人几十年前写的老书火了。 　　《菊与刀》在中国热卖引起了日本的关注，《读卖新闻》评说“此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已16年了，至2005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印出版，达到了空前的7万册。背景是围绕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日中关系变冷……”又十年过去了，中日关系还没有回暖，抑或稍暖即冷，冷暖参半。数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三个版本的《菊与刀》，仍然在书店和电商的书架上出售。 　　关于日本，我们多数人或许因为历史遗传的仇恨，只是一味地排斥贬损，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好像对日本多一点关注，就会损伤了泱泱大国尊严，损失了一份爱国的情感。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第一部书，还是1928年，民国元老戴季陶先生著的一本小册子《日本论》，和周作人先生成于二十世纪初的《周作人论日本》。1949年以后谁还顾得上研究日本呢？虽然在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菊与刀》一书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日本与当下日本已物是人非，但那毕竟是我们能读到的时间上离我们最近的一部关于日本民族性的著作。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端着架子从未正眼瞧过日本这个昔日的学生，对日本既熟悉又陌生，对于他们正在做什么和想要做什么，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直到有一天，一觉醒来，这个小个子邻家手握利器打到了家门口，方才恍然大悟。“蕞尔”小国已然有模有样地混进“列强”的队伍里去了。日本对中国的学习研究，始于日本的飞鸟时代，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隋朝，中国历史中又一个璀璨文化的开端。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晚年弃官归隐，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杰出代表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在国内当时备受冷落、乏人问津，日本人却如获至宝，成了维新图强的重要资料。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就汇总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派往中国的间谍所收集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等等情报，编写成《清商通览》。至九?一八前，日本完成了对中国国土的测绘，精细到华北某个乡间小道岔路口有几株老槐都一清二楚，普通农家使用怎样的农具，务什么农活等等都了然于胸。而中国军队前后和日本打了十四年，要得到更翔实的地图居然要从日军手里缴获。如今又过去了七八十年，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依然存在。今天我们对日本，除了资生堂、丰田、松下等优良产品之外，还知道多少呢？前一阵子，日本AV女演员苍井空来访，有媒体居然称之为“苍老师”。我无职业歧视之意，作为成人录影制品的女明星，苍井空无疑是敬业的，演技也堪称高明。可是在日语语境当中，老师一词甚是神圣，有些中国古代“士”的味道，仅有教师、艺术家、医生、政治家等才配称老师，除此之外，即便你富甲天下、名震四方也不成，无论如何“苍老师”是不够格的。 　　一位有些名气的作家访日归来，写游记散文发表于报刊，提到日本女性和服时说，日本女人背后都背着一定格式的小包袱。这位仁兄有所不知，那“小包袱”是女性和服的点睛之物，腰带是也。若没有了“小包袱”，华丽而不失典雅的和服会黯然失色，优雅内敛的日本女性也会黯然失色。嫁女儿时，娘家的财力、文化品位都集于那条陪嫁的腰带上了，京都西阵织传统工艺制作的“小包袱”更是价值不菲，一般日本家庭是断不敢问津的。 　　两朵蘑菇云在日本岛缓缓升腾起来，美国人的原子弹残酷的终结了那场持久战。战后如何管理日本，是美国政府亟待解决的课题，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领受了任务，要写一份关于日本民族性的调查报告。这位学者着实了不起，既不会说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仅凭跟日本战俘和日侨的一段生活，《菊与刀》就诞生了。本尼迪克特女士把日本民族的二重性形象地概括为“菊”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菊与刀》揭示了日本人“好斗而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柔弱善变；驯服而不受人摆布；忠贞而易变；勇敢而懦怯；保守而十分欢迎新生活方式”的矛盾人格。“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以后，既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沉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这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双重人格的一段表述。那么，哪个民族或个人没有两重性格？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双重性是阴阳两面，人鬼两身，台面上满嘴仁义道德，私底下一肚子男盗女娼，道貌岸然。但是我们常常有些罪恶感，并因此内心不停地挣扎争斗，感到不安。日本人不会不安，更不会有罪恶感，他们的两重性在心里和谐相处，互不打扰，就像他们的语言文字，汉字和假名并存；就像他们的日常起居，出则西装革履，归则坐卧榻榻米；就像他们的僧侣，庙堂之上袈裟披身，口吐莲花，下了班老婆、孩子、热炕头。 　　《菊与刀》在美国制定对日本管制策略方面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