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归罪王道士？.docVIP

何以归罪王道士？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每每提及敦煌文化，总是绕不开这一人物：道士王圆?。 　　清末，王圆?由湖北逃荒到了甘肃，在莫高窟做了道士。1900年6月22日，他在清理甬道的积沙时，无意间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藏经洞的大门。以其愚昧，王道士曾“好意”地将洞窟里破败不堪的四壁冲洗干净，竟然把唐宋壁画刷成了一片白色，还将几座断手少腿的古雕像毁了，请人重塑成道家的天师和灵官；更为无知的是，他面对“高鼻子、蓝眼睛”的蝇头小利，竟然慷慨地“送去”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卷文书，这些稀世珍宝至今还流失在海外。我10多年前曾以《“王道士”的遗风》为题写过一篇杂文，痛斥“由于王圆?的愚昧和无知，他由敦煌文化的功臣一下子被判为中华文化史上的罪人”。 　　近读一些有关史料，对这位王道士有了新的认识，也为自己曾经对他的那个谴责而汗颜不已。 　　史书上记载的王道士，生性节俭，生活朴素，并不像时下某些当官的那样：“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端着杯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也不像某些官员“上午像包公，中午像关公，晚上像济公”。史书上说：王道士在不断清理积沙、保护寺院的同时，还曾修建了新的庙堂。天高皇帝远，地僻无人问，他无奈只得自筹资金。那时还不时兴“企业赞助”，王道士唯有采取合乎他身份的传统方式：化缘。当然，这种化缘的代价是太大了，尽管王道士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经卷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近来，有学者说：王道士和莫高窟之间存在着“一场历史的误会”，这似有为背了十字架已整整一个世纪的王道士甄别平反的意味。然而，我却透过这场“历史的误会”想到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即：这一历史悲剧不能归罪于王道士，那么，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罪人”的责任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胪列一些史实：一、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发现后，不知所措的王道士即向知县严泽报告，并送上一些手卷，严泽令下属收下，至于看了没有、问了没有、查了没有，确无史载，但他没有“批示”，则是不争的事实，使得这一惊世的历史发现如泥牛入海；二、两年后，汪宗翰履新县令，王道士又呈上一些经卷，并附上发现藏经洞前后的报告，此官比前任稍微“作为”些，即“将此事上报”，既没有个人意见，也没有今后谋划，一推了之；三、翌年，甘肃学台叶昌炽收到汪宗翰寄来的经卷后，批文：“转兰州保管”，看似比严、汪关注些，其实还是无厘头。至于如何“保管”，具体哪个部门“保管”，“保管”之后是否还有其研究价值，是否还须作进一步的挖掘？均不置一词。于是乎，1905年（请注意：已是王道士上报知县第五年，也已是甘肃学台批文第二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来了，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来了，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又来了…… 　　――官员如此玩忽职守，官场如此官僚主义，令人惊诧！一个小小的道士与找上门来的“高鼻子、蓝眼睛”进行钱物交易，一不知这些物的价值，二没将这些钱归入私囊，罪当几何？假设县令严泽和汪宗翰也像王道士那般尽职尽责，学台叶昌炽也像王道士那般办事认真，这一页历史肯定不会遗憾得令国人扼腕、令洋人狂喜！ 　　读史明智。让我们由历史的回眸转为对现实的反思。时下，由于某些领导干部或玩忽职守，或拖延误事，或敷衍塞责，或公文“旅行”，或主观武断，使得下属“王道士”们或无所适从，或坐失良机，或直谏获咎，或将错就错。可以断言：任何重大事故或重大损失，深究到底，无一不是缘于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行为（尤其是那些“不作为”），诸如请示没有回复，报告不见批文，执事依违两可，都理应追究一下“严泽”“汪宗翰”乃至“叶昌炽”的责任，而不应该归罪于“王道士”。其理颇为浅显：因为“王道士”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已尽到了责任，难道还要让已尽到责任的下属负起不应他负起、而理所当然应由上司负起的责任么？【吕志华/图】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