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的女性自觉.docVIP

古典文学的女性自觉 　　中国文学数千年的文化脉络中，女性作为文学表现主体，已经被书写得千姿百态，许多文学形象甚至成为古典文学中及其成熟的人物，她们家喻户晓，在文化演进的河流中，因为形象的高度集中、典型，甚至已经固定化为一种自备生态的表意系统。比如窦娥，她本身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文学形象，在夫权、父权、官民与贞洁等纲常的围困之中，终于选择了正面抵抗，在法场上，对天地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控诉，矛头直指礼教对女性的摧残，她所具备的强烈的悲剧化色彩，使她固定为中国女性的一个悲剧地标，类似的还有杜十娘和林黛玉等。 　　可是，做为女性视角的抒情主体的女性形象，却少之又少。这不仅仅是在谈论文学史上的个别的、平面的问题，而是旨在聚焦女性意识在古典文学中的生存状态。 　　源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一直在和现代的诸多文学理论在学术视野中竞相辉映，虽然在理论上它仅仅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或门类，然而作为性别意义的女性主义，却实实在在地是一种独立的、具有第二元性格的理论系统。 　　回顾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无论是抒情主体还是女性视角，几乎都在一种逻辑先在的男性文学生态中受制于传统男性视角的压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许多文学题材都反映出这一特征。 　　如《诗?卫风?硕人》：“指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我想即使放在今天，《硕人》所运用的比喻也是极其精准恰切的，一系列的排喻，一个遥远时代的美人形象呼之欲出，她的样貌和神态如此真切地跃然而动，令人感叹美人的风姿和仪态。可是这样一首美人诗，极尽女子美仪的描写，却令人感受不到多少情思。美之美矣，尤未见情。当我们过滤掉这些赋比所营造的赞美之外，却没有多少能够打动人内心的那种文学形象的精神。 　　我们跳出诗的内容去看，其实就会发现，硕人所展现的文学色彩和美人仪态，实实在在是一种男性理想主义中生发而出的女性形象。初生茅草的柔嫩、凝脂般滑腻剔透的肤质等等这些美的比喻，全然不是女性审视自身性别而产生的自然美，而是一种被设计好的“数据美”，这种美中全然感受不到女性的灵魂和情感，只是一种生冷无情的预设所带来的空虚感。如果我们拿另一首诗稍作对比，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 　　如《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一个娴雅而顽皮的女子形象情态全出。对于女子的样貌仅着一个“姝”字，实际我们并不能体会出像《硕人》那样的具体之貌来，可是通过女子的动作和神态，我们会感到一个真实的恋爱中的女子对恋人的青春洋溢的纯净情感，基于这种纯净，这个女子的美貌从心底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完型填充，这种美充满了情感，充满了一个真实的女子所带来的真实情感，这种情感是从读者的内心中生发而出的，是被唤起的情感，而非理想框架所期待的模式情感。所以《静女》从头到尾都是那样的轻松自在，是田野牧歌式的自由之感，而非《硕人》那种橱窗范式的展示之感。 　　那么我们回过头再来审视窦娥，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 　　窦娥的悲剧是社会悲剧吗？如果是，恐怕窦天章就不会最终考取功名，自己女儿的含冤而死就不可能昭雪。可不是社会悲剧吗？窦天章满腹经纶却屡试不中、山阳县令唯利是图不问公义，这都是时代使然。窦娥的悲剧是命运悲剧吗？如果是，那恐怕任凭窦娥再反抗，张驴儿也还是要得逞；窦天章再位高权重，窦娥也依然难以翻案。可不是命运悲剧吗，父亲无力还贷使她不得不入蔡家，蔡宗昌被张驴儿害死、张母误食毒汤而嫁祸婆媳，这些都是命运的步调。窦娥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吗？性格是形象的灵魂。我们试分析一下。窦娥的性格知书达理、温良孝顺。和父亲相依为命到入蔡家三口生活，都是和和乐乐。直到蔡宗昌死讯传来，她五雷轰顶，失声痛哭。面对张驴儿和山阳县令时贞骨凌霜，刚毅绝人。可以说窦娥是两重性格的交叠。 　　这是这双重性格一进入窦娥的形象之中时，就有了一些文本裂隙。关汉卿写窦娥的初衷是反对不公正的社会和对礼教的控诉，窦娥的形象光辉也正在于对时代社会的反抗和控诉，她的独立和刚毅是超越时代的，不但矛头直指悲剧反面矩阵的张驴儿、山阳县令等恶人，更进一步怀疑天与地，进入宏大的伦理层面之中。可是这种反抗精神的根基却正是封建礼教的纲常伦理所带来的价值观。窦娥因抵债而入蔡家的命运，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她的刚毅贞烈所维护的家庭结构，正是不公正的婚姻。她没选择自身觉醒，反抗一切不公正，反而挺身而出，使用纲常伦理的框架去责难、劝阻婆婆不要委身张父。这样的矛盾不是性格矛盾而带来的情节矛盾，正是关汉卿的戏剧构架之矛盾。 　　那么这个悲剧，是否也可以说是关汉卿的既定框架悲剧？和《硕人》一样，因理想而设计的美，同样地，因悲剧而设计的悲剧？窦娥形象自身并没有任何独立于文本的地方，相反她的性格和行动全都受制于关汉卿对悲剧框架的需要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