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和洛阳都市权贵居宅的文化解读.docVIP

唐代长安和洛阳都市权贵居宅的文化解读 　　唐代是中国居宅发展的继承和大融合时期，起着承上启下作用。当时贵族、官僚在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营建大量居宅，作为生活和享乐之用。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一时期这些权贵都市居宅的实物资料，但是，从史料记载和绘画中可以看出这些居宅，主要是在长安和洛阳都市，特别是在长安，都有着特殊的文化意味。 　　一、等级制度的体现 　　贵族、官僚居宅建设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 　　第一，唐法令规定了贵族官僚住宅的等级。贵族、官僚住宅面积、规格、装饰等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可以列长戟、施行马，《营缮令》对此有严格的规定。唐律规定，要按照《营缮令》规定进行建设，“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 不过，法令虽然有规定，但是在现实中，条令很难得到执行。如《营缮令》中虽然规定不得在公私宅中造“临视人家”的楼阁，但是私造楼阁的事时有发生。许敬宗私造70间飞楼，就违反了规定。如河间王之子李晦私宅有楼，下临酒肆，酒肆主人对李晦说“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准备辞行搬家，李晦次日就拆了楼阁[1]。这说明了李晦为人宽厚，也说明了在现实中人们也反对“临视人家”的高的楼阁建设。权贵生活日渐奢靡，豪宅竞起，多违法令规定，破坏了居宅营建的封建等级制度。 　　第二，在隋唐五代官僚宅第还有门前列戟和施行马等的等级规定。隋规定三品以上，门皆列戟。唐代继承隋朝制度，权贵宅第仍然门前列戟。到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年）四月八日，敕改仪制令，对庙社、宫殿、州府衙门、三品以上官员门前列戟都作了规定：庙社门、宫殿门，每门各列20戟；东宫每门各列18戟；一品官宅第门列16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以上、镇国大将军以上、各同职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宅第门列14戟；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上护军带职事二品及中都督、上州、上都护，宅第门列12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宅第门列各10戟。戟是官方供给，5年1换，本人去世，或犯法，则收回列戟。关于门前施行马，晋魏以后，官至高品，其门得施行马。行马，就是一木横中，两木互穿，以成四角，放在门前，作为约禁。 　　二、宗法制度的体现 　　隋唐五代住宅建筑形式的形象资料，来自敦煌壁画及其他绘画。在敦煌壁画中，贵族住宅多为多进院落住宅，采用乌头门，作为地位标识之一。仍常用直棂窗回廊绕成庭院，院内房舍不必为对称布局，屋顶为歇山顶和庑殿顶，檐下用一斗三升斗拱和人字拱。壁画中还有对里坊的描绘，坊的正门如城门，上有谯楼，还有坊内的住宅、寺院和公用的厅堂的描绘。此外，西安中堡村在1959年发掘的唐墓中有一套住宅模型，为狭长四合院型。此模型从南到北沿中轴线排列着大门、亭、中堂、后院、正寝，后院中有假山、亭子等，东西两厢各有三处廊屋。在敦煌莫高窟85号唐窟壁画中，则有前后二院的描绘，住宅的前院横长，主院方阔，四周围以廊屋。前院与主院之间有中门，大门和中楼都有门楼，院侧有马厩。敦煌写本“舜子变”说：“前家男女不孝，东院酒市（席）常开，西院书堂常闭。”这种分为东院、西院的住宅，应为二院类型。在中国广泛流行院落式群体组合方式，如住宅、宫殿、佛寺、道观、衙署等，形成建筑群体，群体内部各有分工，根据需要有不同的安排，这一习尚延续了很长时间。从商周直到近代，中国传统体系各类建筑都广泛通用院落组合方法。 　　在唐诗和绘画中，也可以看到四合院的描写。韩愈到长安30年后，在靖安里建1住宅，他在《示儿》诗中，抒发了他的心情，并描述了住宅的布局，诗中提到有中堂、东堂、南亭、南屋、北堂，说明有东、西、南北屋宇相围，“东堂坐见山”，表明大门在西，再加上大门的庑舍，显然是一所典型的四合院。四合院型的民居并不限于长安和洛阳，其他地方也流行。四合院住宅是宗法社会居住习俗的重要空间形式，自古便被视为规范家庭伦理关系、使之合于礼制需要的居住类型。为了体现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宗法秩序，四合院的设计思想到后来已逐渐形成“一正两厢”的布局形式。“一正”是指正房，在全宅的中轴线上，坐北面南，正房住长辈；“两厢”即院子的两侧厢房，住着晚辈。到宋代，住宅形式很多，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城市住宅有门屋、厅堂、廊、庑组成的四合院。另外从敦煌莫高窟第85窟壁画也可以看出四合院构建的大致图形。 　　在近郊主要分布贵族官僚的别墅。一般而言，唐代住宅大多采取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住宅或为狭长的四合院，或为前后二院，或为多重院落，但就总体而言，大体都属于四合院式的模式 。 　　三、占宅风行 　　官僚贵族很迷信风水术，建筑住宅时都要以阴阳占宅。占宅中，地气很重要，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宰相李义府望气，认为所居宅有“狱气”，要“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2]。李义府相信，加紧聚敛钱财。临淄郡王李隆基在大足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