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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变的激流中如何“弄潮” 　　《野心时代》 　　欧逸文 著 　　法勒?斯特劳斯与吉鲁科斯 　　出版社 　　2014年5月 　　 　　在2008年到2013年的这段时间里，接替何伟担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的欧逸文，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 　　像个老北京一样，欧逸文能轻易地深入古老的中国：“出门左转，步行约1分钟，可以看到残留在孔庙红色围墙上的标语：毛主席万岁;右转步行约3分钟，可以走进一条挂满了‘测字’、‘算命’或者出售香烛的胡同。” 　　在返回华盛顿之后，他写完了一本《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追溯这个国家30多年来的变化，描述其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本书刚刚荣获2014美国国家图书奖。 　　如果你不了解这本书，至少熟悉其中的一些人：赛车手兼畅销书作家韩寒、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第六代导演贾樟柯、财新传媒掌门人胡舒立、世纪佳缘网创建人龚海燕……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不知名的普通人，比如《中国愤青》一文中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唐杰等等。 　　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主动迎击还是被动卷入，他们都被时代的激流裹挟着，成为了这个时代里，中国的一个短暂缩影。 　　与何伟侧重大时代的小人物相比，欧逸文的写作更多关注到了中国的“弄潮儿”，也注意到了那些渴望成功和财富的普通人，他把握住了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全景。 　　在他看来，10多年前，何伟所在的那个年代，小城涪陵可以代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它更多元，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同，他更希望写出这样复杂多面的状态。 　　当然，作为《纽约客》的记者，欧逸文与何伟有很多共性，比如他们都是长期“潜伏”在中国，当自己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 　　在访谈中，欧逸文将这个变化中的中国与20世纪初的美国相比较，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代”处处隐藏着可能性。只要他有野心，有机遇，敢想敢做，也许还要加上一点点不守规矩，他就可以成就自己的梦想。 　　他书中的那些人物和角色，都处在了这个时代的风头浪尖之上，但成功不是恒久不变，梦想也会迷失自我，堕落也是追逐梦想的一种结局，苦苦挣扎追寻的真相可能不堪一击。这是个复杂的中国，他们也都是矛盾的个体。 　　这是个各尽所能的创业时代，也是昙花一现的巨星陨落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野蛮的时代，是最有机遇的时代，也是一个拼爹拼背景的时代。 　　处于巨变中的中国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制度在金钱、政治和权力之间失衡了。 　　欧逸文写胡舒立的那篇《禁区》，大概同为媒体人的关系，他对她所处的环境有着更深的体验，同时也有着更深的幻灭感。 　　欧逸文的观察是对的：“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分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的语言。”而对《财经》的定性同样精辟：“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这是受制于权力的媒体无法独立的困境，也是它们渴望独立发声的呐喊。 　　在《全景镜头》一文中，欧逸文对贾樟柯从地下导演进入体制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和描述。 　　欧逸文用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说法：“在中国导演的政治谱系里，贾樟柯很难定位。他既不是持异见者，也不是娱乐大众者。他拍的电影隐藏政治性，但又足够隐晦，可以公映。” 　　这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犬儒主义，而是一种生存策略。贾樟柯曾经的理想主义情结并未放弃：通过电影改变社会。前提是，要争取到自己的电影从地下走上地面，步入影院，赢得认同。如果剥去了这个传播层面的功能，理想主义只能高悬在空中。所以他不认为现在进入体制是一种妥协：“我的表达，我的历史观，一定要是独立的，但我告诉自己不要太边缘化，因为边缘意味着你什么也做不了。边缘化是一种惬意的状态―我仰慕很多那样的人―但我宁愿消耗巨大能量，尽力与我们所居这个时代的多个层面共舞。” 　　在这个巨变中的中国，有人拥抱变化，有人渴望财富，有人固守传统，有人寻找变通，有人抗拒变革，有人投机钻营……所有的一切都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浮躁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野心时代》一书为它留下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剪影。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