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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成长 　　蒋在少以诗名，近三年开始发表小说，和这次刊出的两篇加在一起，共六篇，考虑到蒋在仍在读大学，有繁重的学业在身，这个数量算是相当可观了。除了数量，质量也可圈可点，因为有多年诗歌创作的底子，蒋在的小说语言准确优美，主题也大气厚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者。 　　蒋在的小说在题材上属于留学生文学。留学生文学这个概念比较宽泛，目前学界主要是根据作者的身份来认定的，只要作者有过留学经历，作品以异国他乡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就是留学生文学。因此，20世纪汉语留学生文学，至少出现了三个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以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以中国台湾留学生为主体，代表作家是于梨华、白先勇等人，第三次是八九十年代大陆拥向欧美、日本、澳洲等国的留学生创作的作品，以严歌苓、查建英等人为代表。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留学生作品亦时常能在国内出版界见到，但已经不再有轰动效应。有意思的是，百年来留学生作品多则多矣，真正写留学生校园学习生活的作品却非常罕见，大多数作品要么表现留学生在异国的边缘地位，要么比较留学生对异国文化的态度，而90年代曾经轰动一时的《曼哈顿街的中国女人》等作品，本质上更像是异国打工创业文学。从这个角度上看，蒋在的《举起灵魂伸向你》直接写校园生活，至少在题材上，算是回归了留学、教育本身。华人女孩“我”、印裔加拿大女孩娅姆、泰国女孩波特、加拿大白人女孩艾玛，斯图尔特教授以及一笔带过的埃及穆斯林男孩，再加上《虚度》中的牙买加黑人女孩法塔，基本上构成了蒋在留学生校园小说的多元文化背景。不过这个多元文化背景只是作品的底色，小说并没有利用文化冲突制造戏剧化的叙述效果，各色人物都身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各有各的欲求，彼此之间虽有差异，甚至有利益冲突，却都尽量保留着相互之间的某种善意与温存。从某种程度上说，《举》为我们描绘了此前留学生文学中缺少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画面，体现出了真正的自由、平等的胸怀，对于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女性作者来说，能有如此思想境界，实属难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前三次留学生文学浪潮，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文学，和振国兴邦的民族意识紧密耦合；6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于梨华、白先勇等人的文学，则带有旧中国遗老遗少的腐败气息，青年一代奋力抗争，亦难以从父辈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免于殉葬的命运；八九十年代的大陆留学生文学，则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艰难困苦的物质生活，以及共和国理想高蹈后的失落双重基础之上，既有精神追寻的沉重，也有省吃俭用找工挣钱买三大件的琐碎艰辛、以身体谋求绿卡的屈辱。蒋在的作品则显示出了当代中产阶级独生子女在全球化经济文化环境中成长的种种特点。由于对全球化习以为常，他们能以自由、平等的心态接受多元文化的现实，身处异域文化之中时显得自在、自尊、自信。不管是处理室友之间的关系，在精英团体中表达自己的艺术观，还是处理对教授的迷恋，“我”都显示出了敏感好强、自尊自信、不卑不亢的特点，比如在受娅姆怂恿“赶走”波特的家属后，波特高烧时，“我”就理直气壮地让娅姆去买饮料。“我”迷恋斯图尔特教授，但却并未示以小萝莉的崇拜，而是希望能够和他平等对话，“我”通过训练记住了所有肖邦的作品，也敢于在人文教授面前谈论里尔克，对教授在阅读聚会中的“照顾”既感动又有压力，对教授提及自己的妻子感到不快。甚至当老练圆通的教授，以精致的法式调情来试探（里尔克的情诗，以及关于“我”母亲是否比“我漂亮”的对话），“我”虽然心潮澎湃，却最终控制住了献身的激情（这一点蒋在处理得非常隐晦，从“我”和波特的对话可以推断出）。 　　反抗传统文化的束缚曾经是6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举》中的“我”却没有这重束缚，宽容的中产阶级家庭给了她自由选择的权利，传统文化的束缚集中在印裔女孩娅姆身上，她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与爱情，家长制与种姓制度的双重束缚让这个女孩渴望战斗却不敢尝试，只能将反抗的欲望保留在精神臆想之中（《我的叔叔在印度》）。印度文明的导师作用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毛姆的《刀锋》等作品都有这种痕迹，深谙西方文学的查建英在《丛林下的冰河》中就设定了一位印度导师，指点“我”追寻真正的自我。蒋在的印度文化没有这种乌托邦色彩，它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落后，近似前三波留学生文学中对中国的认识，这显然得益于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90后更多地分享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政经体的自信。 　　蒋在的作品同样带出了这一代独生子女孤独的印记。与祖辈一起度过童年的90后，早熟，懂得合作，思想精致幽深，同时孤独感伤，深感一己之渺小无助，缺少野性与锐利。“我”对斯图尔特教授的单恋，很大程度上是子辈亲近父辈的渴望，里面情欲的因素相当淡薄，想象教授之死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虚度》中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