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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互文性视域下台湾文学史的书写 　　摘 要：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在两岸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台湾文学史》与《台湾文学史纲》即是最具典型性的例证。文学史的差异反映出文学史观的差异，而构成台湾文学史观的核心部分则是对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互文关系的认知。《台湾文学史》始终将台湾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分支，《台湾文学史纲》则力求展示台湾文化从中华文化脱离并且与之并立的过程。这是导致两部文学史呈现出截然不同面貌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文化互文性；台湾；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90-04 　　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先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用来指称文本之间存在的联系，即任何文本的形成都是对其他文本进行接收和转换，文本会受同时代的文本和先前的文本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理论随后被广泛地应用于翻译学、文艺学等研究之中。同样，文化互文性也是对互文性理论的拓展与运用，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横向的空间层面上，同一历史时期中地域、阶级、民族等不同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在纵向的时间层面上，前代的文化对现当代文化的影响。台湾地区特殊的族群构成和历史背景形成了台湾文化的多元格局，而台湾文学史的书写既是学者对文学发展历程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其对文学所处的文化背景认知的主观投射。在这前提下，以两部台湾文学史代表作《台湾文学史》（以下简称《台史》）与《台湾文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为例进行对比分析，能够大致窥知两岸学者在文化互文性认知上的差异。 　　一、《台湾文学史》与《台湾文学史纲》 　　1986年台湾春晖出版社出版了由台湾学者叶石涛主编的《史纲》。这是自光复以来，台湾第一次出版本土文学发展史。《史纲》全书共7章，约10万字左右。该书对台湾文学发展史虽仅作提纲挈领式的陈述，却奠定了台湾文学史建构的基石，因而历来被视为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经典之作。与《史纲》相比，《台史》成书较晚，规模也宏大许多。《台史》于2007年由大陆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由刘登翰、包恒新、汪毅夫等16位学者合作撰写，近130万字，内容丰富翔实。这是目前大陆学界较为全面地梳理台湾文学历史的编著，也是大陆在台湾文学史编撰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二、文学史观的差异 　　叶石涛在《史纲》序言里宣称：“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廓，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整部《史纲》持有的是以台湾文学为主体与本位的文学史观，把本土文人及本土文学的发展作为衔接全书的核心线索。撰述台湾文学史以台湾本土为核心，本无可厚非，但叶石涛却将本土化作为“去中国化”的有效手段，旨在寻求台湾文学的“独立”。这种做法得到了《史纲》日本版译者泽井律之、中岛利郎的高度赞扬：“《史纲》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明确的台湾文学史观贯穿全篇……主张的是台湾和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用‘乡土’这个词语，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文学里划分出来。”事实上，《史纲》即是一部台湾文学如何“去中国化”的历史。 　　《台史》倡导“分流”与“整合”相结合的文学史观：一方面，承认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台湾文学与大陆各省区文学呈现出不同的进程、形态和积累；另一方面，强调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乡土形态，不能以本土性来否认其中华文化的本源。《台史》“总论”部分就做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的界定。刘登翰指出，17世纪以后台湾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汉族移民，而“中原文化既是汉族移民社会形成的存在方式，也是汉族移民的精神方式”，中原文化成为台湾社会生活的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基因。这种基因奠定了台湾文学的精神品格，规范了它的发展方向，将其纳入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中。因此，整部《台史》贯彻了“把台湾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的写作思路。 　　文学史观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两部文学史的书写必然同少异多。事实也正是如此，《台史》与《史纲》仅在台湾文学的起源上观点一致，对于台湾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为根本的文化要素――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互文关系，则有截然不同的论断。 　　三、台湾文学的起源认同 　　《史纲》与《台史》均承认中华文化的启蒙作用。《史纲》明确表示“台湾在地缘、血缘、史缘上曾受大陆的影响”。其第一章第二节“传统旧文学的播种和移植”简要追溯了台湾从三国时期至明末的发展历史，提到明朝灭亡后，一批不愿做清朝顺民的明末遗臣来台，例如浙江鄞县人沈光文组织建立“东吟社”，致力于旧文学的传播，培养了许多诗人，并将沈光文界定为“台湾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