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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辩证思维与新学科理论建构 　　摘 要：刘登翰认为基本理论的建构是华文文学新学科建设的根本，因此在完成作为奠基性工程的台湾、香港、澳门、北美等四部文学史或类文学史著作后，又撰写了广及学科的命名、背景、依据、性质、特征、定位、概念、方法等的系列论文。采用“文化”的视角则是刘登翰学术研究的另一特点。他通过“文化”将其对现实人生、社会政治的关切转化为学术，主要成果集中于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上，提出了“海口文化”等创新性概念。刘登翰的著作具有高度的思辨性，而这得益于他贯彻始终的辩证思维。如他既关注普遍性、共同性，更强调特殊性、个别性，由此提出了“分流与整合”、“个人化的华文文学”、“台湾文学丰厚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创造”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辩证思维方式既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需要（如台湾问题的格外复杂性）而采用的，反过来对于台湾文学研究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刘登翰；华文文学；闽台文化；理论建构；文化视角；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012-06 　　刘登翰先生无疑是一位才子型的学者。一般而言，才子和学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刘登翰却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他能写诗又能写散文，会书法也懂绘画，既有口才也有笔才，此谓“才子”；然而他更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位擅长理论思维的学者。笔者以为，“才子”更多来自天赋，学者、理论家却是后天努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也许是他为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缘由之一。 　　一、新学科的开拓和建设：系列文学史和学科理论奠基 　　刘登翰是“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之一，这也是他近三十多年来的最大学术贡献。作为学科的奠基性工程，他先后主编了《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等系列文学史或类文学史著作。然而他的主要关切更在于新学科建立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理论的建设。2002年发生的“语种的”或“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论争，成为刘登翰将这种长期关切付诸实际文字的触发点。他认为，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果，但主要体现在“空间”拓展方面。既然将“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必须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外延）、性质、特征的界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无暇顾及，是滞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关键。①正是在这种“焦虑”和自觉中，此后的几年中，刘登翰（其中部分与刘小新合作）撰写了《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和《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等一系列聚焦于本学科理论建构的论文，成为刘登翰继“四史”之后，对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 　　在理论探讨中，他不为朋友的情面所拘限，也不以个人的喜好为转移，愿意也敢于讲出不同看法和观点，颇有为真理而战的锐气，这大概因为“我爱吾友，但更爱真理”之故吧。例如，刘登翰为学注重文化视野的开拓，“文化”可说是在其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当汕头大学的四位年轻学者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以否定“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时②，刘登翰明确表示“难以苟同”，指出他们理论上存在着混乱，没有弄清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不仅是学术态度的失慎，更是理论观念的失范。意在从理论上打破困局，却更深地陷入理论的困局”。③由此可知，理论、概念上的失范和混乱，是刘登翰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关系着学科建设的根本。尽管如此，刘登翰却肯定了年轻学者敢于质疑的精神及其意义，认为“在肯定与质疑的辩证认识中，寻找突破口，我们将走出幼稚，迈向成熟”。④这一事件使刘登翰认识到“学术自审的重要和必要”⑤，更加深了他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知，一系列广及学科的命名、背景、依据、特征、定位、概念、方法等的论文应运而生。比如，在《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一文中，作者分别梳理（或提出）了“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等概念，对于这些概念，大多既说明其意义或提出的缘由，同时也指出其可能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显示出作者理论思辨的周到和全面。 　　二、跨界的探索：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在上述学科的奠基性工程和基本概念、理论的梳理和建构过程中，刘登翰的“文化”视角已经初露端倪，如其《台湾文学史?总论》⑥的六小节中，就有两小节的标题中包含“文化”字眼，即第二节的《原住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