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与国民“文学生活”的转型.docVIP

新媒介与国民“文学生活”的转型 　　“文学生活”成为近期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与温儒敏先生的大力提倡有关。2009年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建议“学者们像‘田野调查’那样深入读者群的‘田间地头’，了解读者如何看待作家、作品。”此后，又陆续发表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文学生活”的概念，强调文学研究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消费情况；与此同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并组织山东大学研究团队展开了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学生活”的系列调查，由此让这一论题进入学术话语中心。但是，其中也不能忽视苏州大学的学者李勇的贡献，他在2008年即已提出这一话题，并就其研究范式意义作了阐发。 　　“文学生活”这一提法的确让人眼前一亮，用温儒敏的话来说，“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文学研究的天地就会陡然开阔”，由此成为“新的研究生长点”。文学生活的研究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它关注文学日常的存在方式、对普通大众精神生活的渗透与对社会文化的建构，从而具有宏阔的研究视野。但在笔者看来，在当代语境下，要谈论文学生活，就必须意识到新媒介在国民当下“文学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然而，不管是温儒敏及其研究团队，还是李勇先生，都未能注意到这一点。新媒介与文学生活，并非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存在所谓虚拟与真实的两分，现实已然虚拟化了，日常生活成了“普遍的、相互关联的与多样化的媒体系统建构起来的真实虚拟的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因此，国民的文学生活也必然无孔不入地打上了新媒介的深刻烙印。 　　对当下国民的文学生活来说，新媒介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虚拟性、交互性的网络空间，这让普通大众得以汇聚并充分参与，形成了可写、可读、可评、可传播的公共领域，前所未有地释放了大众在文学生活中的生产潜力，深刻改变了传统文学生活的生成与运作方式。“文学生活”的核心是突出大众化、平民化、日常性的研究立场，而新媒介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普通大众，如农民工、中小学生、城市白领、知识分子、业余爱好者，各种边缘化的文学群体……能够借助网络空间汇聚、参与并生产文学生活，在写作、阅读、评论与传播等各方面，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首先，借助新媒介，普通大众有了写作与发表的平台，他们可以在读书网站撰文卖钱，可以在论坛即兴写作，可以在博客、空间发表日志，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随便写点段子……这种高度“参与性的文化”（participatoryculture），显然是传统文学生活无法想象的。在传统媒介语境下，作家的出场需要批评家的发现、阐释与建构，但新媒介让普通大众的作品有了直接与公众见面的机会，绕开了批评家的合法性审视与发表机制的森严壁垒，这表明作家与批评家的“传统互生性关系”开始走向“决绝”。任何人，只要他想写作，就有可能成为写手，甚至是比较优秀的写手――换句话说，新媒介让“写作”这一“信仰的生产”（布迪厄语）深刻地祛魅了，消解了它的神圣性与传统光晕，强调了写作并非是自上而下的“单行”的权力，而是“一种民主的权力”，它对愿意积极参与的人来说都是“开放的”，由此，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文学生活观，即拒绝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做出“泾渭分明的角色区分”。人人都可以写作，这似乎拉低了写作的质量与水准，但正如陈村所说，这“让很多人对文学发生了兴趣”“一旦你想写东西了，就要熟练掌握中文，就要去翻翻传统文学的经典作品，研究一些叙事结构什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是“功德无量的”。的确，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写作的自由，许多人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这对文学生活来说，显然是极重要的改变。 　　其次，在新媒介中，普通大众不仅能写，也能评论，写手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也能不断地展开交互。写作与阅读不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群体性的活动，这同样是对文学生活的深刻改变。 　　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依托纸质媒介而展开，有严格的准入、发表机制，规定了“谁来说”“说什么”与“怎么说”的要求，各种要求把普通大众隔离在文学批评之外，或者仅限于在“编读往来”“读者来信”中作为一种吸引读者的市场策略而存在。然而，新媒介的兴起带来了批评权力的扩散。在各种网络论坛、贴吧、书评区与博客区，普通大众评头论足，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文学争论，关注各种文学、文化事件。他们不刻意追求所谓理论深度与形式规范，而是“我手写我口”，率性而言，这似乎正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从事文学的工作不再需要“专业化的培训”，文学成了“公共财富”。显然，这是批评权力的一次重大调整与“返还”。 　　新媒介对现代生活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交互性”。人机互动、人际间的大规模虚拟交往成为可能。现代都市的来临就已经诞生了大规模的“人群”现象：“人群本身构成了购物中心的装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