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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画里的诉说 　　 　　新兴的木刻艺术是鲁迅先生倡导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创作运动中，木刻就成为左翼美术的重要代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为数不多的木刻作者用木刻刀为战斗武器，通过艺术形象的刻划，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并且以满腔热血为劳苦大众大声疾呼，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因此，国民党反动派竭力排挤和打击木刻艺术，不少木刻家遭到了逮捕和监禁。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的激荡下，木刻作品成为了进行抗战宣传的一支重要力量。1938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武汉后，随着战局的推移，木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逐步发展起来。浙江丽水、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和四川重庆等地，都先后建立了木刻组织，出版木刻书刊，举办木刻展览等活动。在西南各省中，国民党反动派对贵州的控制更加严酷，开展木刻运动遇到很大困难。 　　全国木刻研究会贵州分会成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进步力量的压迫与日俱增，大后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同年夏天，我考取了浙江大学，于11月上旬辗转来到浙大。当时浙大几经迁徙，于1940年春搬至贵州遵义、湄潭及永兴场。 　　我在永兴场念完大学一年级。这期间，我和一部分同学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倒孔运动”以及出版壁报和组织读书会等活动;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收藏在箱子里的几把木刻刀，在课余之闲继续进行木刻创作。 　　1942年3月，经木刻界的老前辈李桦的介绍，我化名杨漠因，加入了全国木刻研究会。当时，全国木刻研究会刚在重庆成立不久，是一个取代被国民党非法解散的“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木刻群众组织。起初由丁正献同志负责，联络地点设在重庆天官府7号（即郭沫若领导的“工作委员会”会址――作者注）。1943年5月，我被选为全国木刻研究会理事，负责推动贵州地区的木刻艺术工作。全国木刻研究会共选出理事18人，计重庆总会理事8人，外地理事8人。总会的常务理事为王琦、刘铁华、丁正献、罗颂清、邵恒秋5人，分别负责总务、出版、展览、研究、供应等工作。同其他7个省区一样，贵州也成立了全国木刻研究会分会。在贵州从事木刻工作的还有5位同志，他们都是由丁正献介绍而来。吴菊逸和路尔铨在贵阳，方晓时在青岩省立女中，司振西在惠水卫生院，彭国平则在普定某单位工作。实际上，全国木刻研究会贵州分会的会址（或联络点）就设在遵义浙江大学内。 　　 　　我参加木刻研究会后，除积极向永兴场和湄潭的浙大进步同学办的壁报介绍木刻艺术外，也尽可能地进行一些创作。我还听说浙大刚搬到遵义时，有些进步学生成立了“塔外画社”，曾在何家巷举办过一次“木刻画展览会”。1942年上半年，我刻了《推盐车》《筑路》《麦场上》等几幅作品，都是取材于黔北农村的现实。当时，贵州人民的艰苦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并使我深为同情。记得在永兴场附近的公路上，我看见作为主要运输方式的骡马和牛车外，最多的要数那种独轮的木制手推车（鸡公车）了。每当手推车成群结队地走过我身旁，我听到搬运工人们的喘息伴随着木轮子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响声，就像穷苦人的凄惨呻吟……正是怀着这种感受，我刻了《推盐车》。我还曾把画家沈逸千从滇缅边境寄来的《加油站》《保山炸后》等3幅素描改刻为木刻画，使大后方的人们能更深刻体会到战争的“火药味”。 　　举办“双十”木刻画展 　　举办木刻展览会，是当时传播木刻艺术的主要活动方式。全国木刻研究会成立不久，便着手筹备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1942年8月24日，我收到丁正献来信说：“木刻研究总会决定全国分10个地区同时举行双十木刻画展;展期为6个月，要求在各县巡回展出。”他还要我“负责筹办贵州区展览事宜”。当时贵州的政治环境复杂，而我又是一名学生，要担负这项工作深感力不从心。面对困难，我找到浙大永兴读书会的几位同学商量，决定一方面先向各地木刻家发函，征集展出作品;另一方面设法找能承办展出的单位。次日，我又分别给在贵州搞木刻的同志写了信，同他们商洽可否先在贵阳举办双十木刻展览的问题。 　　半个多月后，我陆续收到木刻家李桦、梁永泰、刘仑、荒烟、黄荣灿、沙清泉、陆用、卜易、段干青、许扉等及木刻研究总会寄来的许多作品，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还及时给我们寄来了十多幅育才学校学生的木刻画。他们的热情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接着，承办展出单位的问题也解决了，通过同乡关系，我找了贵阳《民报》社社长肖蔚民和总编辑李慕逸，他们很快回信，表示“民报定于双十创刊，能同时举行木刻画展，则意义尤重;惟须汝前来筑市筹办为好”。 　　我于10月4日从遵义去到贵阳。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包括接洽展览场地、装裱展出作品和编印木展《特刊》等工作已经就绪，首届贵阳“双十”木刻画展如期举行。 　　这次展览会场，设在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