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古文”（下）.docVIP

杂谈“古文”（下） 　　“只是要作好文章” 　　朱熹评论韩愈、柳宗元有个说法： 　　……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韦中立》之书，可见其用力处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沧洲精舍谕学者》） 　　这是批评韩、柳更用心力做文章，没有在钻研儒道上认真用功夫。这是表明他道学家立场的一种评论。韩、柳对儒道的理解和阐发，他们在儒学发展上的成绩如何，是古往今来多有争论的问题。但他们热衷文事，努力做好文章则是没有疑问的。朱熹又曾批评韩愈“裂文与道以为两物”。这倒合乎事实。他和柳宗元以及“古文运动”的许多作者确实是把文章写作当做与张扬儒道并重甚或更为重大的事业来对待的。下面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文”“道”关系，如何努力“做好文章”的。 　　第一，他们从事创作的纲领是“文以明道”。这个说法最初见于韩愈在贞元九年（793）写的《争臣论》：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柳宗元说法类似： 　　圣人之言，其以明道……道假辞以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他们所欲“明”之“道”当然是“儒道”。通常说他们提倡的唐代“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古运动”相为表里。这大体符合历史实际。柳宗元等参与“运动”的几个人好佛，韩、柳在对佛教的态度和评价上发生争论，但没有改变这个“运动”处理“文”“道”关系的总体立场。当时韩、柳等一批知识精英把“安史之乱”以来朝政败坏、政出多门、国是日非、矛盾丛生等种种弊端的原因归结为儒道不彰，因此鼓吹所谓“儒学复古”，大力张扬儒道，以为挽救国事衰败的基本策略。韩愈在《孟尚书书》里痛陈秦、汉以来儒学颓败的严重形势，说“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以微灭”；又表示自己复兴儒道的志愿和决心：“使其道由愈以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柳宗元也一样。他虽然被远贬永州，身为系囚，仍表示“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死无所憾”（《贞符序》）。他所说的“大道”，也是儒道。后来苏轼写纪念韩愈的名文《潮州韩文公庙碑》，今存文本开头两句十四个字，字字力重千钧：“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据说他为写好这个开头颇费斟酌，“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这里前一句指韩愈振兴儒学的功绩，后一句说他给后世作文提供了楷模。这也是概括韩愈功绩的两个方面。而就韩、柳的主观认识说，“文以明道”，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后世有关“文”“道”关系的看法，有“道盛言文”之说。如欧阳修主张“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有更极端的“因文害道”说。如有学人问理学家程颐：“作文害道否？”他回答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通其大也……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对比之下，韩、柳的“文以明道”兼顾“文”“道”两个方面，主张“道”借“文”而明，“文”用以明“道”。这个提法确实有“文”与“道”并立、并重的意味，即朱熹批评的“裂文与道以为两物”。在实践上，为了实现“明道”的目标，他们则用功作文。如韩愈说：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于古道者也。（《书哀辞后》） 　　柳宗元则说：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杨评事文集后序》） 　　这样，他们必然用尽心力，“做好文章”。 　　第二，也因此，他们必然用心学文，特别是继承古人写作的艺术成就。这也就是所谓“文体复古”。韩愈说： 　　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答窦秀才书》） 　　他作《进学解》，用幽默自嘲的笔法回答他所教导的国学生员对他人生坎坷、遭逢不幸的讥讽，在讲自己“之于儒可谓有劳矣”之后，继而讲学“文”： 　　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这讲的是自己用心钻研古代典籍，基本是儒家经典的情形。其中对具体典籍写法上的评论，如“谨严”“浮夸”等等，指的都是作品的表现风格和艺术特征，即是从写作技巧上着眼的。从中可见他学习这些典籍之所重。柳宗元同样十分重视作为“士”掌握“文”的技巧的重要。他在给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