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对现代大西南文学的贡献.docVIP

李广田对现代大西南文学的贡献 　　“大西南文学”这一学术概念在当下提出，寄寓着提出者的期待和愿景。但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却已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作为一种区域文学，“大西南文学”应是在大西南这片广袤土地上产生的文学。但是，在其创造者的队伍中，则既有大西南本土人，也有来自其他区域的外乡人。因此，如同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时，不得不深刻认识外来文学的影响一样，在研究大西南文学的发生、发展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考量外乡人在整个大西南文学建构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以后，内迁的作家带着自己的文学积累和文学观念，纷纷来到作为战时大后方的大西南。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活动，给现代大西南文学带来了许多新质，其中不少渐渐化入大西南文学的血脉，并进而熔铸成了大西南文学自身的特质。因此，在现代大西南文学的构建及大西南文学格局和特征的形成中，寄居此地的外乡人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考察外乡人之于大西南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应该成为大西南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李广田（1906-1968），是当年内迁作家中的一位。1939年1月，他与山东省立一中的流亡学生一起西迁至四川罗江，任职于国立第六中学第四分校。1941年4月，转赴重庆西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执教。同年年底，迁入西南联合大学昆明本部，直至1946年8月复员北上。这段不平凡的经历，造成了他与现代大西南文学的特殊机缘和深切关联。在抗战爆发之前，他在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是著名的“汉园三诗人”之一，更是京派散文的新进作家。凭着自己较为深厚的文学积累，这位三十年代的成名作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其文学活动，为现代大西南文学的建构和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 　　李广田对现代大西南文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强化了大西南文学干预现实的精神品格。抗战爆发之前，他因为“在思想方面找不到道路，对于现实世界上是越来越脱节了，只是过着一种小圈子主义的生活”；他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浅斟低吟、流连忘返，“因此也就忘了外面的大天地”。抗战爆发之初，随流亡学生迁徙至大西南的李广田对于现实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历时一年余、辗转数千里的流亡生活使他目睹了“政治的败坏，人民的痛苦”，也使他意识到所有这些“现实问题”之解决都必须依靠“实践”。对于“诗人”在社会上的角色定位，他在入川之前就产生了新的看法。他意识到，“诗人也是人”，他们是“世间的，人世的”，是社会的“正常”一员，而不是“超现实”的“神仙”，因此，他们“必须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同情社会，爱人类，参加一切实际生活”。随着自己与“现实”间障碍的消除，入川之后，李广田不再超然于物外，而开始密切关注现实，并努力去改造现实。他由此真正“打破了小圈子生活”“重建了新的生活态度”。这种现实态度的转变，促使其文艺观在根本性质上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对于文学，也确立了新的观点”。 　　此期，他所确立的“新的观点”，首要的是对文学的现实性和功利性的强调。其理论前提便是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认知。在完成于1946年的《文学论》中，他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作用做出了清晰的阐述，指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经济基础，“当然要为它所自生的实际生活而服务”，其作用就在于：“使读者认识生活，鼓舞生活，并创造生活”。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他要求作家在创作中与现实保持密切联系。他认为，文艺既然来源于现实生活，那么，作家只有与现实息息相关，才能在创作上获得成功；而如果太爱好书本，与实生活脱了节，没有深刻的生活，哪能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出来呢？ 　　在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最能见出其力度和强度的是他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知。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文学与道德、政治当然有关系”。其原因就在于：“政治”是“文学”的“根干”之一，因而，“从发生和发展上看，无疑的，根干的功能是居先而又特别重要的”；文学的作用就在于为经济、政治、文化之普及提高“效其劳力”。对于有人认为自己“既不曾上战场，又不曾从事政治斗争”因而能否为“政治”效力的疑惑，他直接地指出：“实际上哪里不是战场，哪里又没有政治斗争，除非你关起门，闭起眼，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他对生活本身和文学创作做出这种泛政治化的认识，其目的是要强化文学与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和上层建筑的核心的“政治”的联系，以此来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 　　李广田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如此认知，突出地反映了其文学态度的巨变。作为三十年代京派作家中的一员，与其他京派作家一样，他所持守的是“超然于文学的政治色彩之外的文学态度”，在其创作中也“很少关注和涉足时代斗争的现实题材”。在《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等乡土散文里，他将健康人性的探索寄之于与当下相对的“过去”，以忆旧视角拉开了与现实世界的时间距离；其诗歌着重于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