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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昭通文学发展的社会动力因素 　　被中国作协认定的四个创作群体中，昭通作家群是唯一一个以市级地名命名的作家群。昭通被业内人士称为云南的文学重镇，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当地经济的落后之间构成奇特的反差，成为昭通文学现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的焦点。 　　文学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文学以时代和社会为条件而孕育产生并成长，尽管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元素，但它必须在时代与社会的环境、条件以及运动等诸多元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才有可能产生与当时社会相符合或者相适应的文学的特殊风格和独特个性。文学的发展过程，必定是一个融入时代与社会的诸多元素和动力的孕育生成过程，它必然承袭着时代的基因，铭刻着社会的烙印。 　　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概念，其涵义是较为广泛的。单就主要因素而言，则包含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等方面，它们都对文学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昭通文学取得如此丰硕成果并奠定长足发展的态势，有其深厚的社会动因。 　　一、历代本土的文化积淀，是昭通文学发展历史的、民族的、血统的深刻因素 　　无论哪一种文化现象，都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都有其特殊的特定的渊源。滇东北这片特定地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孕育了特殊的民风民俗，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滋养着当地民众的精神家园，并得到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 　　据考证，昭通在五万年甚至十万年的史前时期就有人类在此居住繁衍生息，随着历史渐进的车轮，日积月累，在这块土地上积淀下了丰厚的人文元素，集腋成裘聚散成团，厚重的地域历史文化逐渐形成。 　　这一地域文化圈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得益于通道文化的冲击，碰撞，吸纳，交融，创新。 　　在李冰开凿从宜宾到昭通的官道（史称?k道）之前，就已经有一条民间商道，自巴山蜀水而来，穿越昭通经过大理、保山进入印度乃至更远的西域。这一通道集散人流物流，积淀下各方文化元素。 　　后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隋唐清各朝代都在拓展疏浚这条艰险的官道。公元前250年始，蜀郡太守李冰采用积薪烧岩的方法，筑通自宜宾到昭通的官道，史称?k道。秦始皇时开凿“五尺道”，达到曲清，汉武帝时修筑“南夷道”，达到昆明、大理等地。官道一通，昭通就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门户，成为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为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过重要作用。如此一来，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古滇文化等诸多文化在昭通这个大熔炉中碰撞激荡、交锋交汇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独领风骚的代表“云南多元文化的缩影”的朱提文化。朱提文化、古滇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 　　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人文元素、人文景观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譬如新石器遗址、汉砖、汉洗、石室墓、崖墓群、石棺墓群、坑墓群、悬棺墓群。袁滋题记摩崖石刻，野石山遗址、孟孝琚碑、鲁甸拖姑清真寺、观斗山石雕群、霍承嗣壁画墓、罗炳辉故居、扎西三大会议旧址等，众多的享誉海内外“昭通文化符号”蕴含着昭通厚重而悠久的历史文化，成为国家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地方文化财富。 　　祖先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开创基业，历经千万代薪火相传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为昭通文化产业的开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同时不但把昭通各民族从荒蛮愚昧时段引领进了文明时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朱提文明，而且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与文明的产生与进步做出了功不可没的重大贡献，也为昭通文学艺术的奠基、成长、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 　　二、历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昭通文学发展变革、创新、进化的关键因素 　　但凡社会革命，不管成功与否，都会引发社会各阶层各阶级以及体制机制发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变动甚至是蜕变。在这种表层与潜在、整体与局部、剧烈与缓和的幻变或进化过程中，文学同样会产生相应的量变与质变。 　　在昭通的历史轨迹里，治世与乱世相互交织，风云变幻。 　　据考证，昭通从西汉设立县制（公元前135年）开始，到唐代初期设置通州（公元630年），其间共有760多年历史，这个时段内，这片地域纳入国家统一治理范畴，经济文化得到了大发展大繁荣。 　　然而唐宋之时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多个王庭对昭通实行羁縻政策，中断了中央政权建置，使昭通脱离封建王朝的统治，任其自由发展。但就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土司制度逐渐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移民文化、土著文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是昭通历史文化资源中极为宝贵的财富。清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昭通才再次纳入中央版图，再次进入治世时期。经历雍正乾隆嘉庆三代，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再次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