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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书法环境和篆书发展研究 　　摘 要：清代书法在各个层面上开始并逐渐完成了总结，构架日臻完善，从理论到实践均呈现出系统化的态势。朝代的更替导致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巨变，从而引起了治学方法的变化，以考据之学为代表的朴学随之兴旺，从而也带动了古文系统书法即篆书的勃兴。 　　关键词：清代 书法环境 考据学 篆书 成就 　　一、社会环境的变革和书法的土壤 　　（一）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 　　法国史学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曾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我想做一个比较，使风俗和时代精神对美术的作用更明显……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了解异教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 　　丹纳的这一番话在艺术上是普适的，任何一门艺术在时空中的活动都不得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要全面、正确地理解一个时期的艺术活动，首先就要将其还原到其所在的历史环境中去，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同理，要想讨论清代金文书法的得失，单纯进行作品的线条分析是不行的，如果想摆脱直观图像对研究所造成的简单化影响，就需要将其置于清代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全盘考量。 　　公元1644年，明亡清继，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第二次全版图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期，在此后的近三百年时间里，在广袤的神州大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传统都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发生了新的改变，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点。清代同蒙元一样，使用马上暴力夺取了汉族政权，手段相同，国祚却更长。蒙古族统治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把治下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以此区分属性，实行压迫。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的控制则更为简单，除了建立“汉八旗”以示拉拢外，其最重要的精神摧残手法就是改造了千百年来汉族固有的发型，以辫子代之。这种改造当然会冲击汉族的文化体系，自清军入关以来，抗拒剃发之事多有发生。清朝统治者改造了百姓的发型，可以说其“降服”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半。但毕竟汉族的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清朝的统治者也终究明白，可以改造百姓的发型，却无法改造其大脑。清代帝王需通满汉双语，但百姓并未被强制学习满语，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使用过程中，汉文化逐渐将武力上的征服者征服。但是由于统治的需要，清朝的帝王们需要建立严密的文化管控体制，以防范汉族群众来自思想上的反扑。 　　（二）文化管控――编书禁书与文字狱 　　史学家白寿彝曾经谈道：“对学术文化，清在其统治巩固以后，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控制。第一，继续提倡八股文、遵从孔子和程朱，以限制人民的思想……第二，查禁对于清朝不利的书籍。第三，兴文字狱。最著者，如1711至1713年的《南山集》案，因触犯忌讳，著者及被株连杀死者一百余人，流放数百人。第四，寓禁书于修书。雍正、乾隆时，官修两部大书。一部是1725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又一部，是《四库全书》，1772年开始纂修，经十年成书。全书有七万九千多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而《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则是通过普遍征书而进行对书籍的销毁，通过对书籍的收录而进行删削窜改。《四库全书》客观上保存了大量文献，但败坏了不少著作的原来面貌。修《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就是寓禁于修。”{2}相比较于对著作原貌的修改，禁毁书籍的破坏性更大。“乾隆帝还一手操纵长达十九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3} 　　文字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文化迫害活动，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型文字狱多发生于清代早期，“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雍时期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4}这种文化管控的后果是导致学术风气也随之变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不断，文人士子往往只因诗文中的片言只字，便被视为叛逆谋反，动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更有一些心怀叵测、谄媚求荣者，捕风捉影，挟私诬告，致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这种情形反映在学术界尤为明显，经世致用之学充满危险，于是学者大都转为考据之学，一时成为风气。”{5} 　　（三）考据学、金石学的勃兴 　　由于清代统治者采用文化高压政策，广兴文字狱，使得文化人不敢尽抒胸臆，谈论抱负，稍有不慎，就会深陷牢狱。在这种状况下，过去做经世致用之学的知识分子们集体性地转入“地下”，探讨音韵训诂、考据金石的朴学则兴盛起来。清代的朴学看似是文人避祸的“虚学”，但又是讲求引经据典、咬文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