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三线”主题电影中的影像空间建构.docVIP

王小帅“三线”主题电影中的影像空间建构 　　摘 要：本文以王小帅的三部三线主题电影为研究对象，以电影中导演对贵州三线与上海/北京这两种相对影像空间的建构为切入点，通过文本分析和对比研究的方法，透视三线职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心路历程，并以此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 　　关键词：“三线电影” “城市空间” “文化意义” 　　三线”建设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国家政策，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为了备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厂的职工在政治动员下纷纷调往“三线”偏远山区；当国际形势趋于和平稳定后，“三线”建设也逐渐停滞，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的三线工人及其后代人回到了家乡，有的则定居在三线工厂所在地，开始了他们的各自不同的人生。导演王小帅是无数三线子弟中的一员，他曾说过：“自从开始自己拍电影以后，心里就一直怀着一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要触碰到‘三线’这个题材。”“于是拿起摄像机去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为观众展示大时代浪潮里个体生命的坚守和挣扎。”也正是王小帅这段特殊的生命体验，才造就了三线故事这一特点鲜明的系列电影，也为我们探究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口。 　　王小帅的三部“三线”主题电影主要涉及贵州三线与上海/北京这两个相对的影像空间。在影片中，城市已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成为了影片独立的叙事元素，甚至在某些影片中城市充当着潜在的主角，成为彰显影片内在意蕴的重要力量。本文以王小帅三部“三线”主题电影为研究对象，以电影中对贵州三线与上海/北京这两种相对影像空间的建构为切入点，通过文本分析和对比研究的方法，透视三线职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心路历程，并以此反思历史，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 　　一、上海与贵州：集体的放逐 　　《我11》这部颇具自传色彩的电影为我们勾勒了1975年的贵州某三线工厂，影片中展现出的视觉空间基本局限于王憨母亲工作的三线工厂中，这几乎是十一岁的王憨生活的全部区域。“当我们提到城市，并不是只将可辨认的街道、路标重新组合起来。因为，浮现在对城市的回忆中的，不只是对城市景观的纯粹感受，更是通过联想之网而出现的对城市的复杂观念。这些联想从感情上或思想上，把一个人同一城市联系在一起。于是，城市就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它们体现在某些做法和话语中。”不同的空间反映和影响着着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部电影中的贵州三线工厂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工友社会，在这个工友社会中，厂区是几乎是人物全部的生活空间，工友是他们主要的人际关系形式，集体权力话语成为左右每个人生活的决定力量。他们生活的以厂房为中心，厂里有家属区、学校、浴池、电影院、幼儿园，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在厂里完成。工友房屋相连，厨房相邻，家家户户鸡犬相闻，白天同在工厂上班，下班之后常在一起围坐聊天，孩子在厂里的附属学校上学，下班与放学的队伍常常聚集在一起。这种集体生活景象成为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代表集体的政治权力话语以一种绝对权威的姿态隐形在场，三线工厂的特殊建造形式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影片开场，王憨父亲送王憨上学，父亲告诉王憨：大人在哪里上班不是大人自己说了算的。画面中，在画着毛泽东像的高大墙壁的背景下，骑自行车的王憨父子的身影在银幕右下角显得十分弱小。王憨在深夜惊醒看到父亲被工厂武斗波及受伤回来，并且不敢再去上班。通过父亲简短的话语，王憨这个十一岁孩子也隐隐感受到在潜在的政治运动给大人造成的精神紧张。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隐形在场的集体权力话语是个人难以反抗的，是左右每个人生活的决定力量。 　　在影片《青红》中，时间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初。影片的主要呈现空间从厂区聚焦到青红家庭内部。家庭成为新的意义场。如果说《我11》讲述的是一个三线工厂的故事，那么《青红》讲述的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故事的核心是青红父女的矛盾，而矛盾的原因，正是在于影片中出现了一个不在场的空间：上海。女儿青红情感认同的家是在场的贵州，而父亲心中的家却是不在场的上海。这造成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影片中的父亲成为不在场的上海的代言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指向回上海这一目标的。虽然影片故事是在贵州展开的，上海这一不在场的空间却通过父亲的代言无处不在。影片一开始，青红想要出门，被父亲阻止，理由是考不上大学回上海别人会笑话的。同时影片中有多次父亲训斥青红的场景，使用的都是同样的调度：镜头正对坐在床上的青红，父亲在摄像机与青红之间走动，巨大的身影时而挡住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青红，青红处在被审问被监视的位置。就算在父亲不在场的舞会中，从青红一次次拉小珍离开的动作和慌乱不安的神情中，也可以感受到父亲权威的潜在逼视。父亲在这里充当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