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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2008---2009学年 秋季学期 《犯罪学》课程论文 ********************************************************************* 《浅论犯罪与贫穷的关系》 学生姓名：孟 珉 学 号： 0620201249 系 别： 经济法系 授课教师：岳平 2008年12月9日 浅论犯罪与贫穷的关系 经济法0642班 孟珉 学号：0620201249 【摘要】有句法谚曾经说过“贫穷是犯罪的最大原因”，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本着批判的精神来对待这句话，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纠正这一论点，反对过分夸大贫穷与犯罪联系的这一说法。 关键词：犯罪、贫穷、贫富差距 有一句法谚曾这样说“贫穷是犯罪的最大原因”，笔者认为，这句所谓的法谚不过是在社会认识不发达的条件下由富人阶层（即某种意义上的统治阶层）对犯罪的一种简单、片面而带有少许蔑视的认识。笔者认为，如果说犯罪与经济生活有某种层次上的关系的话，那么，与贫穷相伴的多数经济生活困难的人所收到的水平低下的教育、他们生活圈子的“文明”程度、以及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分拉大则更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些人犯罪的真正原因，然而，笔者要说的是，这与贫穷本身并不是犯罪的最大原因。 当然，犯罪的真正原因，从有法学这门科学以来，历代的法学家对此都有不同的见解，从贝卡利亚、边沁到龙伯罗梭、菲利。对这些法学名家争论如此之久仍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笔者并不想深入讨论，然而幸运的是，建立一个命题虽然是困难的，但否定一个命题的正确性却要相对简单许多，本文的主旨正是否定贫穷是犯罪的最大原因这一命题。 如果要深入探求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对犯罪进行一个定义，在张远煌先生的《犯罪学》中对犯罪学中的犯罪是这样定义的：“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应当采取社会性预防对策的行为。”犯罪学中对犯罪的定义，虽然既要以刑法为基础，又要超越刑法本身找寻“真正的”犯罪，脱离刑法就会失去基本的边界，但如果要“超越”于刑法，作为一个学科研究项目的定义，这是不可想象的。笔者认为，张远煌先生的定义虽然做到了两者的结合，但本身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而应当采取社会性预防对策，却过分模糊不清，以至于在实践研究中，我们不能分辨出何者是犯罪，而何者不是，这样的犯罪学研究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在本文中，笔者仍将采用刑法学的定义方法，将犯罪定义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违反我国刑事法律，应当收到刑法处罚的行为。这样我们将更加方便地将研究视角着重放在我国公安、司法部门记录在案的犯罪中。 首先，从宏观上看，贫困并不不然意味着犯罪，笔者认为，应该将所谓的贫困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即大众的贫困和个体的贫困。如张远煌先生认为的，贫困是一个相对于富有而言的概念。这本身并没有错误之处，但是笔者想到的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本命题应该为：贫富差距与犯罪的关系，只有在贫富差距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讨论这个问题，这就不是贫困本身的原因了。而大多数犯罪学论著往往都是以此进行讨论的，然而，如果考虑到贫困本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多数人的贫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初期，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犯罪高峰。但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留在大陆上的政治土匪就有20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各种特务60万，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组织等，惯盗、惯窃分子还大量存在。当时不仅政治案件多发，而且流氓、盗匪、兵痞、妓女到处活动，由他们引起的刑事案件发案率较高，而在查获的刑事犯罪成员中90%以上是旧社会所残留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真正人民群众进行犯罪的活动很少。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整肃，上述案件大大减少，1952年，我国刑事犯罪同1950年下降了50%以上，发案率仅为4.2?。这更加说明了在这期间人民群众本身的犯罪数量很少。1961年是第二次犯罪高峰时期，发案率为6.2?，但在及时而有力的打击下，1966年我国犯罪率为2.4?。纵观建国初期这尽二十年，我国虽然发生了两次犯罪高峰，但没有任何一个年份的发案率超过10?，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二十年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说是我国经济最不发达的一段时期，而且还曾经发生过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严重事件。这一时期，我国人民、我国本身，不能说不贫穷，但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建国史上犯罪发生最少的时期，那些犯罪贫穷论者，又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本身呢？也有人说，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刑法不健全造成的，确实，我国第一部《刑法》是在1979年才颁布，1980年才开始实施的，然而，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所论述的，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