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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如何改变美国 张涛 开始时艾滋病显示了我们人性最坏的一面，但是最后又唤起了最好的一面，并改变了整个国家。这种疾病的故事给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光是禽流感和非典的威胁就能在美国全国引起恐慌———并致使联邦政府制订应急计划，储备药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想象当年全国对于艾滋病的反应：从漠不关心到心怀敌意，各种各样。但是，那正是1981年发生的事情，当时男性同性恋者开始死于一系列奇怪的机会性感染。罗纳德·里根总统直到艾滋病出现4年之后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才公开谈论这种流行病，那时美国已经死了1.2万多人。(直到1987年他才公开说出“艾滋病”这个词。)患上这种病的人们常常被赶出家门、炒鱿鱼，无法上医疗保险。极右翼把同性恋者看成是魔鬼：里根的顾问帕特·布坎南1983年撰文说，“同性恋者真可怜，他们向大自然宣战，现在大自然开始进行可怕的惩罚了”。在许多人中间，艾滋病被完全当成了一句庸俗的玩笑当中一个关键词：“我刚听说自由女神像也有艾滋病。”在曼哈顿，一代年轻的成年人参加的葬礼比参加的婚礼还要多。  艾滋病在全国进行死亡行军，杀死的美国人人数之多超过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伊拉克战争的各次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艾滋病给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艾滋病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许多东西：从媒体如何描写同性恋，到癌症患者如何对待他们的病，一切都变了。与此同时，艾滋病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一种杀死男性同性恋者和吸毒者的疾病，后来成为一种肆虐全球的祸害：非洲大陆大量人口因此死亡；美国黑人被撂倒一大片；在全世界，感染的妇女几乎与男子一样多。迄今为止，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已达2500万。通过艾滋病的严峻考验，美国被迫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偏见———由于恐惧，瑞安·怀特曾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无法上学；由于偏见，顾客拒绝到厨师是同性恋者的餐馆就餐。“开始时许多人说，不管谁得了艾滋病，他有艾滋病那是活该，应该承受病毒给身体带来的所有痛苦，”电影演员汤姆·汉克斯说，“但是后来人们不这么认为了。”汉克斯在1993年的电影《费城故事》中扮演一名死于艾滋病的同性恋律师，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奖。看着一代男性同性恋者形容枯槁、最后死去，国人开始承认，他们基本上一直在忽视、辱骂的群体也是人。“艾滋病是大统合者，”洛杉矶艾滋病项目执行主任、携带艾滋病病毒已经25年的克雷格·汤普森说。  恐惧是把双刃剑  如果没有艾滋病，如果没有随之出现的行动主义、人们提高防范意识，今天会把同性恋者结婚的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吗？如果没有红丝带(人们在1991年首次系上红丝带，以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工作)，我们会戴上黄色橡胶手镯，以示我们对癌症研究的支持吗？如果没有抗击艾滋病的经验，科学家们会拥有对策和技术，研制抗病毒药物吗？我们需要抗病毒药物来抗击尚未出现的微生物杀手。  当然，艾滋病确实发生了。“你敢跟我说这方面有什么好消息，”拉里·克雷默说。自1981年发现艾滋病以来，克雷默一直在与这种疾病———以及听任它蔓延的人———抗争。“我们应该有一个全国哀悼日！”确实如此。但是，在我们努力了解这种疾病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人们表现出的力量、同情和爱心，而这是所有那些痛苦和损失的直接结果。如果没有艾滋病，在患有乳腺癌、淋巴癌和ALS(肌无力)等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患者身上，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种程度的行动主义。毕竟是克雷默当年组织了1万名悲观失望的艾滋病患者结成游行队伍，他们高呼着“沉默就等于死亡”，向白宫进军，并封锁了华尔街，要求政府增加研究经费，使人们能够更快地获得救命的药物。“使人们进行斗争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恐惧。这是我们有关艾滋病行动主义的发现，”克雷默说。  恐惧能够起到一种动员的作用，但是也能使工作陷于瘫痪———这正是艾滋病首次出现时发生的情况。没有任何方面———政府、媒体或同性恋者本人———曾经作出足够快的反应来防止灾难的发生。里根时期的美国在财政和社会方面都很保守，对于主要使男性同性恋者和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丧生的一种新病原体，政界人士不愿拨款进行研。“在艾滋病出现的头几年，我想我们就像‘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时候呆在屋顶上等待救援的人们，”迈克尔·戈特利布博士说。戈特利布博士是洛杉矶的一位免疫学家，他是认识到这场流行病即将来临的第一位医生。 从迷惑到清醒  当时，人们把艾滋病称为“同性恋者的癌症”，新闻界不想对此予以报道———特别是因为这需要对同性恋者的性行为进行讨论。媒体报道军团病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干得热火朝天，然而却没有几家媒体对这种新的综合征给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