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docxVIP

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诚实无欺，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以前曾子讲到了与朋友交，是不是守信。这里，孔子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敬事而信”。 在当时，这个“国”，并不是行政的最高单位。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周天子的“天下”。所以，治理一个邦国，要“敬”。我们可以说，“敬”是因，“信”是果。而我们在做一件事时，要达到言而有信，就要用勤敬态度去做；同样的，只有以勤敬的态度去做，才可能完成任务，言而有信。不能只是口头发誓、书面保证，这个不够实际。真正做到心里面诚心敬意，你才有可能做到言而有信。你要言而有信，就必须诚心敬意。再接着讲，一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好，是不是能做得成，并非只是听他口头的决心、勇气，而是要看他能不能诚心敬意地去做。换句话来讲，是不是“制心一处”，是不是“有如初心”？如果对一件事不能“敬”，怎么能谈得上“信”？ 朋友托你办事，你没往心里去，过几天忘了，朋友再来问你，你就是在透支你的信用。同样的，朋友托你办一件事，你满口答应了，但办得拖拖拉拉，结果办得不甚满意，这也是在透支你的信用。要么觉得自己办不到就不答应，答应了就诚心敬意，就要“敬而守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对治理国家的当权者们的劝喻可谓用心良苦。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法制不健全，国家兴衰系于王侯将相的言行所向。“敬事而信”，要求很高，但既然位居庙堂之上，自然得诚敬于国家大事，发布政令要言而有信，不得朝令夕改。当然，不少人身为权贵，大食俸禄，免不了因富生骄，从而对朝中大事敷衍了事，对贫苦大众失之信用。至于“节用而爱人”，事关从政的根本，他们更加难以做到了。 要“敬事”，要守信，要“节用”，要“使民以时”，关键看你有没有一颗“爱人”之心。中国人历来习于以“父母官”来称道官员，只因当官的如果真的像父母一样舐犊情深，像爱子女一样“爱护老百姓”，百姓岂不大受恩泽？可惜有人当官却不这么理解，而是认为，既然老子如同你的父母，自然得高高在上，自然想叫你怎样就怎样，骂你是爱打你是疼，你最好不要吭声；至于搜刮民脂民膏，则几乎尽在情理之中：我是你父母，要你进点贡，交点养老费，岂不是天经地义之事？ 既然有了上述想法，中国历来的当道者就有不少人做不到“节用而爱人”。秦始皇一统天下，乾坤为之安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功不可没。可他也不懂“节用而爱人”，照样视自己为天子，视百姓如草芥，老百姓才从战乱中摆脱出来，还未能稍加喘息，就被各种各样的劳役之灾搞的晕头转向－－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阿房宫，筑长城，前者穷奢极侈劳民伤财，后者变战争哀鸿为长城脚下的累累白骨，百姓苦命未改，更谈不上“使民以时”！虽然秦始皇因阿房宫和长城而有了赫赫威仪，可正因为未能尽“节用爱人”之道，从而使秦成了短命王朝，不可不以之为鉴。无独有偶，另一个短命王朝隋朝，也因不爱惜民力，不节用从俭，而蹈了秦的覆辙。隋炀帝刚刚上登上皇帝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役使二百万民众为他营建东都洛阳，修造华丽的宫殿和后花园供自己享乐；此外，他三次从运河南巡江都，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以数千船只相随，沿途大设筵席，大讲排场，以歌舞升平的假象掩盖自己的荒唐行径，这种只会“使民”不会“爱人”的君主无一例外要自取灭亡。 如今，仍然有不少人当官只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不知“爱人”，更视“节用”为畏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人竟大言不惭地提出了所谓“挥霍救国论”－－搞点贪污腐败，搞点挥霍浪费，可以促进流通，刺激消费，有利于搞活经济！如果一味节用，岂不会死气沉沉？诚然，当代社会确实一派繁荣升平景象，一些社会蠹虫游刃其中渔利甚丰，像王宝森之流即为代表。殊不知，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待到积唾毁城的时候，那些用人民的血汗钱奢侈浪费寻欢作乐的人，恐怕迟早要悔之莫及也。王宝森的结局即是一个明显的昭示。 所以我们还是牢记孔圣人的话：节用而爱人吧。　南先生指出“使民以时”，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这从军事思想方面来讲包括很多，所以孙子兵法讲时讲势，也有讲用势之道。在因势用人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可谓是做到了极致。　　刘邦用人学问中最独到的一点是，他通常能根据不同的时期与形势采取不同的用人策略。这从他对韩信的态度和使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当势力薄弱时，卑躬屈膝。韩信初到汉营时还属无名小卒，刘邦看不起他。但当他听萧何说韩信是一个大将之才，可以帮助他打天下时，马上放下了汉王的架子，筑了一个高台，举行隆重典礼，毕恭毕敬地拜韩信为大将，并向全军宣布：“凡我汉军将士，今后俱由大将军节制，如有藐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尽可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刘邦那种谦恭卑顺的样子，令全军上下莫名其妙。　　当形势不利时，慷慨让步。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