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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谈十四：儒家不需要成为宗教 □文/本报记者　邓琼　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图/本报记者　阙道华 ■资料链接 杜维明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后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并取得博士学位。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学，1988年起曾一度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现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并自1996年出任燕京学社社长至今，被广泛认为是“新儒家”第三代的领军人物。 作为继儒学大家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新一代儒家的主要代表，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儒学复兴”、“东亚文化圈”等话题之所以再一次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与杜维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对“新儒家代表人物”头衔持保留意见 问：1987年内地有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计划，叫做“研究海外新儒家”，由方克立先生主持，全国18个院校、47名学者参加，研究对象是十位现当代儒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您也名列其中。自此“新儒家代表人物”这个头衔就一直跟随着您，您对此认同吗？ 答：我对此一直都是有保留意见的，但人们说得太多，我也就不一一辩驳，只是觉得它很有局限性。 我认为儒家的转化经过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个是西化阶段，一个是现代化阶段。所谓西化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国（1919-1949）这30年，代表人物是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和贺麟。当时西方最主要的价值是人权、自由、科学、民主，如何用来改造儒家？比如儒家的“三从四德”备受批评，家庭问题怎么解决？妇女怎么解放？这是第一个阶段，儒家有很大的改变。第二阶段从1949到1979年，这30年在国内讨论儒家的声音基本上消失了，海外兴起研究儒学的热潮。此时海外研究儒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新亚书院，一个是台湾东海大学。这些学者如钱穆、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他们是在拷问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全球碰撞的困境有没有契合的地方。 严格地说，如果他们算前两代，我是第三代，也都应该算现代儒学或者说现当代儒学这方面的。但是用“新”有很多问题，因为从五四以后大家都喜欢用“新”字，新青年、新思潮、新时代、新文学等，但在宗教或者精神文明则很少用这个观点，而且，“新”出来以后，马上就会有人说“我是后‘新’的”，“新新儒学”，甚至“新新新儒学”。 问：在方克立先生研究的十位“新儒家”中，除了熊十力先生，您见到过其中八位，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你觉得包括您在内的第三代新儒家比起那些前辈大师而言，最大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 答：可能最突出的就是我们接触面更广。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冯友兰、胡适与杜威的关系就是师生的关系，从来没有想到杜威是他们的同辈，或者可以互相辩难。而我们这一代在海外所接触的，不管西方再好、再知名的学者，多半都是平等对话，所谓国际化程度高，也用不同的语言。还有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所以我们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全球人类将来发展所碰到的困境和所可能有的契机。 儒家文化如何回应人类文明的困境？ 问：现在一般人们把儒家从曲阜地方文化变成中原文化作为第一期，它是受到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批判然后发展；第二期就是指宋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主要是受到佛教的冲击；而现在第三期毫无疑问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答：第三期的一个重要工作，一开始都在中国大陆，从1919到1949年，就是儒家传统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核心价值（比如说科学、民主乃至自由、人权）冲击以后如何做出回应。到了1949年以后，在台湾、香港，儒学研究要处理的主要就是人文精神重建的问题，这是唐君毅先生一句话。也就是说，儒家所体现的这种比较宽广的人文视野，在现代社会有没有一个参照的价值，还有一方面重建人文精神、一方面批评现代性弊病的问题。我们做的工作，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学者，都是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创造一些条件。 我的工作基本上继承他们。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就是儒家文化到底能不能用非汉语来表述，用外国话，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对于21世纪，从人类文明发展所碰到的困境，就是生态环保、社会解体、恐怖主义、市场经济……面对现在人类所碰到的重大课题，儒家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它有没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帮助做出一些创建性的回应，不是即兴演讲讨论式的回应，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论体系，有比较深刻的哲学内涵。———这是我对自己工作的自我期许，因为真正好的成果还没有做出来，至少还要再干十年吧。 认为儒学会成为显学是不现实的 问：您投入了那么大的精力来作沟通儒家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工作，但为什么又说儒家思想并不需要弘扬？此外，人们公认你是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