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及女性气质的再造.docVIP

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造 苏珊˙波尔多 在身体上重新建构女权主义话语 身体——我们吃什么、怎么穿戴和爱护身体的日常习惯——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表明的，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甚至形而上学的信念都记录在这个表面，并且通过身体的具体语言得到强化。身体也可以充当文化的隐喻。柏拉图、霍布斯(Hobbes) 、法国女权主义者露西伊利格瑞我们有意识的政治行动、社会信念和争取变革的努力都有可能被我们的身体生活破坏和背叛。这里讨论的身体，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Augustine)和弗洛伊德想像的充满渴望、为本能所控制的身体，而是福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它受控于文化生活的规范。 在福柯后来有关“谱系学”的著作中（《规训与惩罚》，《性史》），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实践比信仰更重要。我们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并铭刻上历史上的各种流行形式，包括自我、欲望、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这主要不是通过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空间与运动的组织和调节来实现的。对这种观点的强调给当代情景投下了黑暗的阴影，令人不安。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相比漫长的过去而言，妇女现在花费在管理、约束身体的时间更长。在一个以公共竞技场向妇女重新开放为标志的时代，这些身体规范的收紧，显示了它的牵制性与破坏性。女性气质的理想不断变化、难以捉摸、又万变不离其宗。对女性气质的追求是没有终点的，它要求妇女不断注意时尚中细小而反复无常的变化。这些追求使女性的身体成为驯服的身体，让身体中的力量和活力习惯于外界的规则、征服、变化和“改良”。通过对饮食、化妆、服装等苛刻的规范化训练——这是许多妇女一天中组织时间和空间的主要原则——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减少，更加聚精会神地专注于自我修饰。这些训练使我们继续将缺憾感、不足感和不完美感的记忆留在身体上，并对其深信不疑。最极端的情况下，对女性气质的实践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伤风败俗之事，体弱衰竭甚至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女性身体的训练与规范也许是唯一一种自行实践的社会性别压迫，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跨越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策略，其耐久性和灵活性令人惊讶。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承认当代人对于外表的全身心的关注，它对妇女的影响力远在对男性的影响之上，即使是在这个自恋、倾向于视觉的文化中也是这样；这是一种反挫的现象，它重申现有的性别结构，反对任何改变或者转变权力关系的努力。的确，现在我们处于这种反挫的动荡不安中。我们每天在报纸、杂志上读到各种各样的报道，推崇传统的性别关系，对变化感到惴惴不安：如带着钥匙独自在家的小孩的故事、日托中心的虐待、无法与男人和谐相处的“新女性”，她们嫁不出去的问题等等。在青少年杂志中，统治视觉的主题是妇女躲在男人的阴影里，在他们的臂弯中寻求慰藉，自觉自愿地缩小自己占据的空间。当然，最后这一点也描述了我们对当代妇女的审美理想，对这种审美理想的过分追求已经成为许多妇女的痛苦生活的根源。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关于女性身体的有效的政治话语，能够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控制的诱惑本质及其似是而非的方式进行充分的分析。 要发展这样的话语，需要重新建构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范式，将政治范畴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坏人与受害者。在这里，我相信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后期提出的一些概念是有益的。按照福柯的说法，我们必须首先摒除这样一种观点：权力由一个群体拥有，针对另一个团体；而是要将它看作由实践、习惯和技术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维持一个特定领域中的支配与从属的位置。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分析论(analytics)，足以描述这样一种权力：其中心机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一种决意于生成各种力量的权力，使这些力量发展起来并规范秩序，而不是一种要全力妨碍它们、使其屈服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尤其是在女性气质的领域中，表面看来女性似乎是自愿接受对各种准则和实践。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福柯所说的“来自下面”的权力分析，例如，分析是什么机制能够塑造、扩散而非压抑欲望，如何生成并凝聚我们的能量，并建构关于正常和反常的观念。 第三，我们需要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使我们可以解释对可能发生的反叛的破坏；虽然这种话语坚持有必要对权力关系、社会等级、政治对抗等等进行客观分析，但是它能让我们直面这样的机制：主体不时地与维持她受到压迫的各种力量同流合污的机制。 本文并非意在沿着这些线索提出泛泛的理论，而是要集中在某一特殊的领域进行分析，在这个领域中各种动能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突出，或许可以说具有范例意义。这是一个有限但不同寻常的领域，是一组与性别相关的失调(d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