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后期通小俗说繁荣原因.docVIP

东北沦陷后期通俗小说繁荣原因之微探 摘 要：进入东北沦陷后期，出现了东北现代文学史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通俗小说的短暂繁荣局面。这个特殊文学现象是随着新文学的萎缩、在日伪政权的有力扶植下，应市民的要求而形成的。 关键词：东北沦陷后期 通俗小说 繁荣之原因 当下通俗文学研究正热，但鲜少看到有关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的研究。其实东北现代通俗文学在进入1940年之后出现一个短暂的繁荣。在这个繁荣期里，不仅出现了以通俗小说为主体的大众通俗杂志《麒麟》，就连原本的老牌杂志《新满洲》也逐步转向通俗。有关于通俗小说的论争也曾于1942年左右密集性的发生。东北的老牌通俗作家穆儒丐、赵恂九等与华北知名通俗作家刘云若、耿小的等共同为东北文坛贡献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东北的新文学作家与后起新秀也在短篇通俗小说的创作上有所收获。之所以会在该时期出现该种文学现象是有其历史的必然的。 一、东北沦陷后期新文学阵营的萎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阻断了东北新文学正常发展的路程。沦陷初期由于日伪政府思想文化统治还未系统化，新文学仍然以哈尔滨为据点，顽强的进行着抗争。但随着统治系统的完善，不断有人被逮捕，活动场地也被剥夺，在这种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境地中，东北新文学作家们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选择。1934年，萧军、萧红、舒群等人选择了南下，而留下来的山丁、袁犀、秋吟、梅娘、吴瑛、古丁、小松、爵青、疑迟等人在“管制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着，他们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努力的致力于新文学建设。从1937年《明明》杂志创刊，一直到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的颁布，东北的新文学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此后，新文学已被日伪统治的高压摧残的奄奄一息了。 王秋萤曾以阮英为笔名，在《文坛的沉寂》一文中描述了当时新文学的衰落： “近来各种出版物又形灭了，但这原因我想都会公认，并不是文学青年热血的冷却，而是在这非常时受了纸与经济的压迫，再不能苦行下去。因此过去也有高呼与期待官方能有文艺刊物的出版，但时至今日不但未能实现，反倒连喊声也沉寂了。我们文坛已经无声，在这无声中我们仍然会看见一些文学青年悲惨的群像。”[1] 沦陷后期的新文学园地逐渐的几乎处于了被抽空状态。即便是留在沦陷区的新文学作家王秋萤、古丁、爵青、小松、吴瑛等人也是进退失据，他们甚至连像梅兰芳蓄须明志一般罢手不写的权利都没有，被迫强颜涂抹，有人甚至只好降格以求，由雅入俗了。 这样，通俗小说便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新文学的萎缩，不仅为通俗小说让出了一定的空间，相对突出了通俗小说的地位，把“新文学”的一部分功用转移到了通俗文学的肩上，而且使通俗小说得到了一些文学品味上的自由，使得其有更多的探索，改良的可能性。 二、沦陷后期日伪文化政策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1941年3月23日，弘报处公布了《艺文指导要纲》之后，设立了伪满洲文艺协会，将文坛上稍有文名的作家、文化人士均强行纳入该体制，这标志着日伪政府的文化统制达到了又一个高峰。此后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日伪政府更是将文艺纳入了战时体制，大肆动员文艺要为“完成圣战和国防国家建设任务而进行”。如在《麒麟》杂志中，经常能看到《大东亚建设漫画帖》、《怎样建设决战下的家庭》[2]等“国策文学”的宣扬，企图强制的将东北文化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体系中。 日伪当局一直在鼓励文学作品回避或歪曲火与血的现实，强制写作者描写当局所需要的“现实”，在日伪当局颁布的《艺文指导要纲》中明确指出： “我国之文艺应适合国民各阶层、各民族喜闻乐见；以典雅、壮丽、健全为原则。……既具有城市又具有地方特色；既具有高尚又具有平易通俗性的弹性与融合性特征。 我国之文艺属于国家建设之精神文明财富，故应向国民大众提供美好而富于乐趣之精神食粮，以提高其情操；使其生活充满欢乐与力量……”[3] 不管是“喜闻乐见”还是“平易通俗性”，都是为使大众的“生活充满欢乐与力量”，而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虚假“王道乐土”正是日伪当局所织就的高压文化之网，在这个严密的网里，真正的抗日文学、暴露黑暗的进步文学是没有生存的可能，唯有通俗文学能够适应这个污浊的环境，避开政治，做一些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的话题。 这样，日伪当局的文化政策在打击和控制新文学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放纵和宽容了通俗文学，当前者日益生存无地之时，日伪统治者为了保持文化界的虚假“繁荣”，便为后者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在东北沦陷后期，通俗小说在新文学的挤压日益减弱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三、东北沦陷后期读者对通俗小说的特别期待 沦陷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部分东北民众的一生，14年对于人有限的生命来讲，并不短暂。在沦陷初期，大部分人还抱有速胜的乐观情绪，民族的激情和气节还在国人的胸怀中激荡。一切与抗战有关的书籍都是他们争相传阅的对象。但是无情的现实击碎了许多人的梦，速胜论成了狂妄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