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语用学和显义学说.docVIP

形式语用学与显义学说 —— 兼谈显谓与汉语配价研究的关系 蒋严 对隶属语用层面的现象、过程、原则和语境因素作形式化刻画，进而发展出自成体系的形式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乃至计算语用学(computational pragmatics)理论框架，这方面的研究是较为新颖的课题，产自语言学界的成果在数量上远不如逻辑和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类似研究成果。大部分研究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自形式语言学理论和应用逻辑的迅速发展。当前可以观察到的一些研究方向是：对推理语用学(inferential pragmatics)各派理论的形式化研究；对语境的形式化刻画；话语表达理论(DRT)的研究对象从语义现象朝语用现象的扩展和延伸；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对语用问题的研究；以博弈论(game theory)为基础创建的形式语用理论；从关联逻辑(relevance logic，另译相干逻辑)、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溯因推理(abductive inference)等逻辑角度提出的理论；应智能交际人(embodied conversational agent)的仿真对话需要而做出的形式语用研究，等等。尽管形式语用学迄今并无明确的范围，也没有公认的研究目标和研究程序，既有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却已相当可观。但因现有的研究是在语言学、计算科学、逻辑、人工智能几个不同学科分别开展的，有各自为阵的特殊性，跨学科的对话和兼容性都较少，这种缺憾在发表的文献中也反映了出来。故此，在现阶段尚难以从既有成果中整合出一套兼收并蓄、为多数从事形式语用工作的学者所共同接受的形式化系统。出于对本书编辑主题方面的考虑，我们无意在此对语用形式化的各种研究作全面述评。我们要讨论的题目相对较狭窄具体，试图通过对源于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的显义(explicature)这个较为新颖的概念作一番形式上的探讨，得出更为精确的定义，揭示显义及其相关语用过程显谓(explicating)的形式特性，进而考察这些特性对语用学、语言哲学和汉语语法研究所带来的理论后果，为建立全面的形式语用学体系打下基础。籍此意图彰显的，是语用现象的形式化对句法语义研究可能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句法、语义和语用三者的界面研究。由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参考了二十多年来汉语配价语法理论研究的成果而得出的，我们的另一个目标是通过本专题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双向借鉴的广泛前景。 1. 显义和显谓 后格莱斯语用学(post-Gricean)理论与格莱斯会话理论(Grice’s theory of conversation)的分歧之一，在于直陈义(direct meaning)与寓谓义(implicated meaning)两者的划界。格莱斯在其“逻辑与会话”和“逻辑与会话续论”(Grice 1975, 1978)两文中，提出了寓义(implicature)这个概念及其产生机制和分类标准。在他的以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会话准则(maxims of conversation)和各类寓义所构成的三元系统中，如果言者的话句(utterance)在特定语境中昭然违反了具体的会话准则，可总体上仍然遵守合作原则，就会致使听者因此推出言者意图传递的特殊会话寓义(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另一方面，听者如果断定言者并未违反量准则(the Quantity Maxim)或至少无理由怀疑量准则是否得到遵守，则可从其话句中推出一组广义会话寓义(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除了这两种在话句层面因会话准则而推导获得的非真值条件义(non-truth-conditional meaning)外，某些词语所带有的不对语句的真值条件作贡献的词汇义被格莱斯称为规约寓义(conventional implicature)。这几种寓义构成了格莱斯所谓的“所寓之义”(what is implicated)，与之相对的直陈语义格莱斯称为“所陈之义”(what is said)。所陈之义在格氏的系统中除了包括语言的编码内容外，只涉及两种语用推理操作，都与会话准则无涉：一是指称的指派(reference assignment)；二是解歧(disambiguation)。所陈之义构成了话句的真值条件义(truth-conditional meaning)。此外，只要涉及其他需要通过推理得出的隐含义，则一律处理为寓义，属话句的非真值条件义(non-truth-conditional m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