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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近年来，对农业合作模式的诸多探索反映了与这一时代物质丰盈的现状相矛盾的两大危机，即生产者的危机和消费者的危机。农业资本化下的农民在跨国公司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农业合作组织的实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为的是实现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动态平衡，保障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的权益。 　　与早期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社不同，当今在全球各地兴起的农业生产-消费合作组织不再只是为了保生产的农村互助组织，它的内涵发生了改变。这些组织和环保主义者的诉求相呼应，如保护土地资源、推广有机食材和健康生活方式都是他们的共识。 　　正因如此，现代农业合作运动和环保运动一样，是一种社会实践。在重视农业传统的东亚地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存在形式各异、行动目的不一的农业合作实践。 　　主妇联盟：从改变消费到改变生产 　　“台湾主妇联盟”因其开拓者为城市中有环保觉悟的女性而得名，主妇联盟以团结城市消费者为出发点，以共同购买的办法鼓励社员直接向合作农户购买农产品。 　　成立之初，只有一百多户家庭参与共同购买活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主妇联盟已聚集了五万多名购买社员，全部社员共近七万名。 　　主妇联盟的成功，在于从改变消费观念开始，进而影响农产品生产，而不是像大多数农业合作社组织那样先从生产环节入手，再把农产品推销给事先不知情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先改变消费观念，创造消费需求，再让生产者参与进来。 　　主妇联盟实质上拉近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去除中间环节后，组织管理者、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小范围内商讨和自治。管理者搭建农业社群结构，向消费者宣传消费理念，并将这些理念传达给生产者，同时辅以技术专员支持，与农民沟通田间作业的可行性。这样一来，主妇联盟就成为一个接口，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以及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提供了共享资源，更重要的是，一个围绕生态理念的生产-消费共同体成形了。 　　四叶草联盟：共同购买与复苏地方 　　四叶草联盟是日本关西地区的一个农业合作组织，全称为“关西四叶草合作联盟”。和主妇联盟一样，四叶草联盟也鼓励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日本称之为“提携”，即消费者与生产者相互扶持、互惠互利、风险共担。 　　四叶草联盟热衷实践，而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的关西缺乏安全的牛奶，一批创立者便发起了共同购买安全的“四叶草牛奶”行动。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些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农村生产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后，他们在大阪建立了能势农场，吸引劳工和学生去那儿劳动。 　　这些劳工和学生最终成为四叶草联盟的第二代管理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新一代管理者开始反思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对掠夺式的生产与发展的反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不信任。随后，四叶草联盟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现在的四叶草联盟包揽了生产、消费和物流三个环节，不但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还使那些厌倦城市生活、志在进行农业建设的年轻人回流乡下，对复苏关西地区农村生态有不小的帮助。 　　蒲韩社区：反转城市引导农村的局面 　　蒲韩社区是山西省永济市的农业合作组织，根据报道，它已覆盖了两个乡镇43个自然村、28个联合社的3865户农户和8万亩土地，对接了8100个城市消费家庭。和主妇联盟、四叶草联盟的任务类似，蒲韩社区向农户统一收购有机农产品，再统一卖给消费者。除此之外，蒲韩社区还为社员提供其他服务，例如农资统购、农业技术培训、日用品统购、互助养老，等等。 　　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传统始于上世纪50年代，性质是自上而下推动成立的保障生产、团结并教育农民的互助型组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合作社、互助组为农村建设积累了人力和财力。蒲韩社区则试图重建集体生活图景，探寻“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等问题。 　　创始人郑冰曾是村里小学的代课教师，1998年她凭一腔热血在丈夫经营的农资店的基础上搞起了农民技术培训。可以说，无论从技术还是观念上，包括管理者在内的蒲韩社区农民都在做“自我启蒙”，抱着把乡里乡邻团结起来一起做事的心态，社区自己摸索出一套适合地方发展的管理经验。例如，社区为社员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同时限制家庭参股上限??30亩地，这样就防止了一家或几家独大的局面。 　　尽管蒲韩社区一定程度上复刻了上世纪50年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但它不再停留在基本物质的相互帮扶层面。首先，在制定服务规则时，地方或传统伦理被引入进来，增加了处理妯娌矛盾、夫妻关系、“不倒翁养老服务”等服务。比如社区养老服务，每户只需为每位老人缴纳每月200元，社区就能自负盈亏为其养老，每日供两餐，还可以参与文娱活动。这样不仅解决了养老问题，也把已经举家搬迁的闲置房屋利用起来。 　　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