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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局 创业的人并非死于失业 　　创业就像一个大赌场。所有的选手都会坐上桌打牌。创业者是赌徒，想要成功地从这个屋子走出去，有几扇门他得清楚，赌场的规则是什么他得清楚，赌场不会无限制地让你在牌桌上。 　　这段时间集中见了一批创业者，其中一些是连环创业者，至今还在寻找创业成功的出口。对他们来说，创业的目的最终归结为一种成就感，成就自己，然后成就他人。 　　“没有什么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其中一位创业者坚信这是最好的时代。他从2009年开始就离开了程序员工作岗位，依靠技术外包赚得的第一桶金维持着创业历程。他想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介质来承载他的价值观。他试着组过团队，也试着嫁接优质资源，但最终，按照他的理解，“组建一支队伍并不能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 　　在他的概念里，创业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创是伤的意思，一定要破坏一些什么东西，没有棱角怎么破坏呢？”他解散了团队，准备单干，“我对世界（有）比较独特的理解，我觉得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更好。”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理解为孤独，甚至是孤僻。他构建了一个虚拟星球，赋予星球上每个人物灵魂、性格与故事，他要与他们一起以小说的形式开始新一轮创业。 　　他只是众多创业者中最普通的一个。有多少想要创业的人因为方向、资金、团队等各种问题被挡在了创业成功的门口，我们无从统计。“创业真不是穷人玩的！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资金，三是（需要）特殊能力和资源。”他现在依靠每年10%到15%的财务投资收益维持着家庭的正常支出，没有强烈的物质欲望。对他来说，所有失败的尝试都已经归零了。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名字，想了很久给我发微信说，就叫“自由电子乙”吧。 　　截至2017年1月中旬，共有1390家公司处于已关闭状态，占全部创业公司的3%。仅2016年关闭的就有401家。这意味着，2016年倒闭的创业企业，在所有关闭企业中的占比高达28.8%，接近三分之一。我想这仍然是一个乐观的统计。 　　创业就是一场修行，有人悲观，有人乐观。杨绪纲大概经历了极致的悲观与乐观。他从上一家单位辞职后连续找了几个月工作，几家谈下来都不顺心，干脆单干。他擅长技术，研发了循环水处理技术，申请了设备专利。他面向的主要是轨道交通、办公大楼、医院政企运营机构等大客户，可想而知市场竞争的激烈和难度。 　　起初，杨绪纲不懂得经营公司。他的河北老乡来给他当财务总监，一到年底发现已经入不敷出。大冬天，他坐在屋子里，浑身出大汗，毛巾湿了一条又一条。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想，对创业者来说，那种逼仄的内心窘境可能更甚于此。 　　杨绪纲去见投资人，他觉得投资人有病，一开口就要控股权，要不就是要参与管理，“（专业问题）什么都不懂怎么参与管理？”直到后?恚?创业项目没有大的起色，他去读了新华都商学院才大致了解了公司的构造和运营，也明白了投资人在其中的角色与地位。他并不打算放弃与投资人的这种拉锯。有时候，这些创业者都像养育一个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公司或项目。他们深陷其中。 　　经历困境多了，杨绪纲有了一种莫名的乐观和淡定。“天助。”每遇绝境，比如年底公司账上没有现金流，员工工资发不出去，杨绪纲就安慰自己办法总会有的。果然，第二天，有了进账，有些事由大概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了。这种在我看来是混沌的状态，他归结为难以言说的一种神秘的力量。 　　他没有宗教信仰，但每逢路过寺庙，都会虔诚地进去拜一拜，什么都不求。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片段，不断在创业者身上重演着。但没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至少在他们成功前。 　　靳伟在连续创业六次后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且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反思。 　　1999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候互联网刚刚要起来。我们当时的偶像就是中国的首富，比如陈天桥、黄光裕。那时也没有所谓的“创业家”这个词。我想在商业上做一番事业，但是我自己想象中的商人，应该跟企业家更接近。商人是逐利的。 　　我那时有一个理念，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如果在100年前，可能我也去闹革命了。其实这个时代是我们这些创业者最好的时代，因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想做一些事情，创业是一个人意志的体现。我（决定创业）最核心的想法是我想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我要验证它的与众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我的价值。 　　（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黄光裕19岁就开始创业了，他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他都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了，也是因为家庭并不富裕，（想通过创业成功）有一点改变。改变之后，新的原动力就是成就感。 　　 　　我大学学的是自动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市场销售。公司是做快消品的。我经常出差去一些县城、甚至一些乡镇做调研，有时一天要跑几个镇，主要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我去虎门，发现虎门一个镇比我老家保定市还要发达，它有出租车，有五星级酒店，办国际展会。我觉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