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好，最近发生的药家鑫案可以说是掀起了讨论的浪潮，今天.docVIP

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的关系讨论 主持人之党银辉：大家好，最近发生的药家鑫案可以说是掀起了讨论的浪潮，今天我们请来了社会各界人士来共同探讨社会舆论和司法审判的关系，欢迎各位。（鼓掌）在讨论之前，请看大屏。 主持人：看完了事件始末，大家一定有很多看法，探讨之前，先有请社会学家房昊给我们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一下，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发生影响的原因吧。 社会学家之房昊：众所周知，刑事立法中赋予法官一定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而该自由裁量权则会受到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可以说，案件社会结构不同是导致定罪量刑不公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案件社会结构因素主要包括：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社会结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社会结构及法官的社会结构等。 被害方、被告方 被害方与被告方是影响法官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最基本的案件社会结构因素。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存在着若干纬度，如财富、教育状况、受尊重程度、社会参与程度，以及政治地位等。例如，一个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侵犯了比他社会地位高的人后所受的惩罚，将有很大可能比社会地位相同的人之间的侵犯所导致的刑罚结果更为严厉。 二是被害方、被告方之间的关系距离。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美国，那些被认定杀了陌生人的罪犯比被认定杀死了亲属、朋友、或熟人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要大。 支持者、反对者 一是律师。与被害方、被告方一样，一个律师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之分。一般来说，律师的社会地位越高，其当事人获得的利益越多。虽然律师不能消除与社会地位优越者对抗的全部不利因素，但通过提升地位较低一方的社会地位，却可以使司法机构对案件的处理趋于均质化和公正化。 二是公开其立场偏向的旁观者，这主要包括民愤者或民怜者、法学专家、官员及媒体等。对具体个案而言，如果民愤者或民怜者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时，法院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民愤者或民怜者的声势，迎合他们的要求而做出相应的定罪量刑判决结果。一般来说，法学专家在该领域越有名气、越受刑事法官尊敬，其意见就越有可能被法院采纳。官员，特别是在司法不完全独立的国家，其对某刑事案件发表的看法可以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结果。媒体对定罪量刑结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某一具体刑事案件的倾向性报道方面。媒体除了对判决尚未生效的具体个案发表倾向性的评论外，更多的则是把民愤者、民怜者、法学专家及官员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意见进行大肆报道。一般来说，新闻媒体级别越高、影响范围越广，其对定罪量刑结果的影响也就越大。 三是证人。证人对定罪量刑结果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证人的言语表达方式，而言语表达方式往往与社会地位有关，因此，如果安排一种社会地位高的人的方式作证，则可以提高他们在法庭上的可信度。 法官 法官的个体差异影响其处理案件的权威性。一般而言，法官的权威性越高，就越能够依照刑法规定定罪量刑。法官的个人素质、法官与当事人的社会关系距离、法官的级别是影响法官权威性的三个因素。除了受上述三个自身因素制约而影响其判决的权威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社会信息也会影响到法官。也即法官对前面论及的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社会结构、支持者与干预(反对)者的社会结构等信息的把握程度，这些信息量能否进入法官的视野，是法官最终给出定罪量刑结果的重要参考因素，也是影响法官权威性的重要外在因素。 媒体从业者之罗云睿：房专家说得很有道理，其实关于舆论应不应该干涉司法这个命题，在当今的学界和业界都已经有了定论，即司法独立是整个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它不应当受到任何个人、团体、组织和机构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舆论的影响和大众传媒的影响。 这里对于舆论的定义，学界里影响力比较大的有刘建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概念。即在狭义范围内，就某一种舆论而言，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 这一种共同意见或由媒体所推动促成，或由媒体所表达展现，在今天的讨论范畴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在讨论一种社会上非专业人士的主流意见对于司法的干涉。 那么，为什么舆论自由不能干涉司法独立呢？既然民众才是组成这个社会的根本，根据社会契约的理论，权力是由民众赋予的。那么为什么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不能够左右司法的判决呢？ 其一，舆论往往是不稳定，对于某一件事情，民众前后的态度会出现波动，就比如药家鑫的案件，事发后民意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被害人这一边，但是时过境迁，现在张药两家因为20万元的事情再起风波，舆论一边倒地站在了药家方面。张显原先所借助的力量一瞬间成为了他不可负担之重。但是法律的判决却不能像舆论一样两边倒，为了它的公正、绝对和唯一，它一旦做出决定——特别是像死刑这样的判决之后，就基本无法再更改。以不稳定的舆论干涉相对稳定的司法，从某一角度上来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