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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智库与加对华政策研究 　　摘要：加拿大智库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在冷战时期趋于成熟。最初智库的研究者主要侧重国内公共政策研究，政府部门从事外交政策制定的中高层职业官僚通过“旋转门”加入各类智库，增加了智库的对外政策应用型功能。在加拿大对华政策制定中，智库的作用显著。本文选取亚太基金会、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和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亚研所三家主要智库作为研究样本，探究智库在加拿大对华“深度接触”、 　　“向前走”和南海“不站边”政策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加拿大智库在对华政策中很好地发挥了“二轨外交”和“思想的掮客”的作用。 　　关键词：加拿大研究 智库 加拿大对华政策 中加关系 　　加拿大是一个先有外交实践、后有外交思想和理论的中等国家。在其外交发展史上，智库对加拿大对外政策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包括日程设置、参与途径、角色担当在内的政策咨询和提案。依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2016年2月9日公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索引报告”，2015年全球智库为6846家，加拿大有99家，其中费雷泽研究所、国际治理创新中心、亚太基金会三家智库均被列入全球顶级智库排行榜。加拿大最早的智库是成立于1928年的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为一家非营利、非党派、非政府组织，现改名为加拿大国际理事会。该智库的最初宗旨是致力于加拿大外交?⒚珊妥裳?。由该院主办的《国际杂志》是加拿大智库最早向加拿大人提供国际事务观点和信息的杂志之一。1960年后在加拿大外交部高级职业外交官约翰?霍姆斯加盟并担任院长后，研究院致力于与大学合作，研究、讨论和分析国际事务，并最终一跃成为加拿大最为重要的战略和政策咨询思想库。作为加拿大首要外交政策和战略智库，该研究院开启了“旋转门”先例。此后，加拿大智库或以独立、非营利性、非党派、非政府形式承接政府和企业委托项目，吸纳大学研究人员担任特聘研究员，或以大学为基地，发挥智库作用。本文选取的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和（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亚研所则是此二类智库的典范，并在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中以“思想的掮客”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杠杆作用。下文将重点阐述并分析此三家智库在加拿大当下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并辅以案例加以论证。 　　一、亚太基金会与对华“深度接触”战略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位于温哥华黑斯廷斯西街675号，成立于1984年，为非盈利组织，聚焦加拿大与亚洲关系，其宗旨是担当加拿大与亚洲的桥梁。亚太基金会的优先主题包括：促进贸易、投资和创新；调动能源资产；建设技能和能力；了解当下的亚洲。在过去的33年中，亚太基金会与渥太华政府官员建立了良好的“旋转门”机制，政策实践者和学者保持良好的互动，这确保了基金会与本国乃至亚太地区各国决策者、商业领袖、学界和舆论制造者建立了非常紧密而良好的关系，并一直是加拿大――亚太关系的旗舰思想库之一。基金会每年向外交部长提供年度报告，为政府提供清晰、专业以及可操作的政策建言，而外交部长则将报告副本提交给下议院，供议员讨论对外政策时作为核心参考文本。 　　亚太基金会拥有一批优秀的中国通学者和退休的政府高层官员。借助温哥华的地理优势，基金会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UBC）亚洲研究院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吸纳该大学的亚太和中国问题专家参与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或直接聘请他们为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目前基金会拥有13位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其中来自UBC的特聘研究员就有五位，他们分别是：亚洲研究院院长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和副院长布莱恩?约伯（Brian Job）；加拿大前驻日本大使、亚洲研究院荣誉教授约瑟夫?卡隆（Joseph Caron）；法律教授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和尚德商学院荣誉院长迈克尔?高柏教授（Michael Goldberg）。此外，基金会还特聘了加拿大原驻华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以及多伦多大学全球社会政策中心主任彭伊藤（Ito Peng）担任基金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基金会高级战略顾问有来自曾任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副部长（负责贸易部）、加拿大前驻日本和韩国大使等职位的唐纳德?w.坎贝尔（Donald W.Campbell）；加拿大政府财政董事会前任总裁、亚太地区部前部长斯托克韦尔?戴（Stockwell Day）；加拿大外交部前副部长伦纳德?J.爱德华兹（Leonard J.Edwards）以及加拿大外交部助理副部长休?斯蒂芬斯（Hugh Stephens）。亚太基金会的重量级学院派和政府退休高级官员实务派所组成的研究团队确保了该智库研究报告的理论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同时鉴于基金会每年三月须向外交部长提供年度政策报告，这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