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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战雾霾 　　既要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来督促居民和全社会守法，更要有协作配合机制让社会公众全方位参与，落实治霾大区域合作机制带来的成本分担和经济负担转移 　　所谓“北京蓝”，是北京大气质量良好的形象叫法。它是2008年8月“奥运蓝”、2014年11月“APEC蓝”和2015年9月“阅兵蓝”等蓝天的形象化归纳。其背景是城市人口快速聚集、突破大气容量、雾霾频发，急需用法律、政治、经济等综合手段，控制、减轻和治理这种雾霾灾害。 　　2016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很快，中国多个城市便陷入十面“霾”伏的窘境，似乎有意挑战和考验这部法律的实际效用。应当说，《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颁行后，“北京蓝”多次出现，然而，2017年元旦前后的跨年雾霾，似乎依然在考验《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6年11月12日修订）在运用大区域合作机制以及霾灾治理的公众参与方面，是否有足够的智慧。 　　雾霾与人的微致灾性现象 　　专家对PM2.5的来源没有大的争议，争议的是什么成分占主要比例。有的专家认为是煤炭燃烧，有的说是汽车尾气排放，有的则说是工业扬尘，还有的说是外部污染源造成。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对北京地区PM2.5化学组成和来源解析及其季节变化的研究发现，六大主要来源为：二次无机气溶胶26%、工业污染25%、燃煤18%、土壤尘15%、生物质燃烧12%、汽车尾气与垃圾焚??为4%。这个排列顺序中，汽车尾气是最低的一个原因。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分析结论是：煤炭燃烧占19%，二次硫酸盐17%，二次硝酸盐14%，生物质燃烧11%，交通扬尘占9%，机动车占6%，工业6%，其他18%。其他相关科研机构对PM2.5的来源与构成也有解析，比如有一家机构认为北京地区汽车尾气的占比为22%，就上升为核心原因。相关意见很不一致，是因为有时候取样、时间、检测和研究方法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也就不能完全一样。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机动车作为一个重要的尾气性致霾工具，它的运行不但可以形成严重的交通扬尘，而且也是固体悬浮微粒、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铅及硫氧化合物的排放源。于是，就有了灾害法学上“人的微致灾性现象”的发生。一旦每一个人、每一辆机动车的微量、超微量的大气污染物持续排放，聚集、汇集和积攒到超出大气污染物的容纳界点时，大气的自净能力严重下降，而被污染的大气便呈现为雾霾症状。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一定要从雾霾形成的技术性原因，即各种PM2.5构成成分的分析“陷阱”中走出来，反思中国的经济政策、工业政策，尤其是汽车工业政策。在中国，城市的发展没有强化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没有把城市的宜居、人居等因素作为核心因素进行统筹安排和长期规划。从而，导致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大量人口无序聚集、流动。 　　比如，工业生产以及这些定点源的工业大气废物的排放都会因为人口的过量集中，以及城市功能设计层面的不合理而加重。还有出行半径过大，引发的超量人员上下班高峰的交通扬尘污染。甚至于城市道路和地面保洁不足而导致的扬尘等，都会使PM2.5的浓度不能被城市大气的自净能力所稀释。至于生产、生活用火中的燃料燃烧活动，包括垃圾焚烧厂生物质的燃烧、煤的燃烧，以及各种可燃物的燃烧等，都会产生让PM2.5含量上升的大气污染物。这些大气污染物排放因素的根源在“人的微致灾性”上，即人的各种合理、正当、合法的需求与欲望。但是，任何一个城市，不会因为机构和居民仅仅排放了微量、超微量的大气污染物，而完全免除其主体责任。 　　治霾的可尝试性与可持续性 　　应该说，近年来，为治理霾灾，北京市政府和市民良性互动，不懈努力，并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比如，几次“北京蓝”的出现与维持表明，雾霾灾害是可以防治的，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加以控制的。要让“北京蓝”变成可持续的蓝天现象，实现“天要蓝、水要净、空气要新鲜”的城市宜居目标，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在国家政策层面发力。尤其要以治理大气污染为切入点，以优化城市功能为基础，以提升城市人居幸福指数为目标，以建设城市的人文环境为根本，以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为前提。从而，可能在持续几十年的奋斗之后，赢得蓝天的常驻。 　　目前，尽管各地的雾霾灾害治理方案“一箩筐”，例如，雾霾灾害应急响应的启动、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交通限行限号等举措的密集实施等。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出现了大气污染治理“等靠熬现象”。没有把“人的微致灾性”纳入霾灾治理的视野，相关“红警”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许多人都埋怨他人在制造雾霾，而对自己的生产、生活和交通出行等行为，则不加反思，更不愿积极配合消霾措施和控霾举措。 　　在中国，公众参与和公众积极配合的意识尚未成为公民意识。比如，机动车使用过度、交通拥堵的致霾机制。各种官媒或自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