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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与内资企业成长 　　一、 引言 　　自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政策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规模一路高歌猛进。在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27亿美元，随后以年均45%的增长率快速扩张。截止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078.4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2年的299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6605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1倍。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目前已有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2.54万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或地区），投资覆盖率将近80%。毋庸置疑，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实际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a；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这些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在当前，中国的出口贸易已赶超德国位居全球首位，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达11.8%。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的深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竞争优势已不再取决于体量和规模，而在于其出口品的质量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因此，与即有的单纯关注中国企业出口规模的文献相比，本文通过深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首先采用“回归反推法”准确地测算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然后采用配对方法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即处理组）筛选出最为合适的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即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再构建倍差法模型进行实证估计。本文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其中投资高收入国家OFDI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明显大于那些投资中低收入国家OFDI。 　　与即有的研究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如同前文所述，即有文献主要关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则是深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微观影响，因此从视角上极大地丰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同时也丰富了有关评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效的研究文献。第二，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指标的构造上，本文利用高度细化的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采用“回归反推法”进行测算，进而克服了前人直接采用单位价格来衡量产品质量的局限性。第三，本文采用比较前沿的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PSM-DID）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微观影响，可以较好地处理和控制样本选择偏差与内生性问题，进而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本文还深入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化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认识。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并对指标与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报告估计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文献综述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果。在这类文献中，Potterie和Lichtenber（2001）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比较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他们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对母国生产率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Driffield和Love（2003）基于英国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确实产生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该效应只存在于研发密集型行业。随后，Branstetter（2006）利用日本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Y果表明，日本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在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之后明显上升，进而证实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此外，Vahter和Masso（2006）对爱沙尼亚、Pradhan和Singh（2009）对印度以及Gazaniol和Peltrault（2013）对法国的经验研究也都发现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证据。近些年来，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李泳（2009）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产出和技术人员占比。蒋冠宏等（2013）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专门检验了技术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明显提升企业生产率。进一步，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b）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深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