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捐款两亿提苛最刻条件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docVIP

富豪捐款两亿提最苛刻条件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文/本报记者肖欢欢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较真的慈善家：　　“该省一分省一分”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赴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我们基金会的项目一般都是秘书处负责执行的，会长很少参与、具体执行。这次我们会长亲自出马，足见重视程度。”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告诉记者。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史上最苛刻”：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100%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