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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与超我的失衡 　　摘要：刘备的悲剧命运妇孺皆知，许多人从历史的角度作出解释。本文从心理传记学的角度，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此作出全新阐释。研究表明：前期，刘备的本我被压抑，在超我的指导下形成了善纳众谏、镇定自若、不骄不躁的性格特征，促使他从贩履织席的平民登上蜀汉皇帝的宝座；后期，本我释放过度，本我所体现的拒纳众谏、急躁冒进、恃胜而骄的性格特征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刘备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心理传记学；刘备；本我；超我 　　一、引言 　　刘备“雄姿杰出，有霸王之略”，是三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作为历史上仁义忠厚的英雄典范，其为人之道与君臣之道一直受人褒奖。在汉末群雄角逐的年代，土地兼并、瘟疫盛行、 军阀割据等社会问题异常突出，倚兵仗将、跨州连郡者不计其数。刘备集团与其他各军阀相比，实力更是相形见绌。“安身守命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但是年幼以贩履织席为业的刘备却凭借“折而不挠，败而不倒”的精神，屡次与命运抗争，摆脱命运的束缚。一次次的失败、逃离、依附，最终使他成就一番帝业。在群雄争霸中占据一席之地，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摇身成为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势力之一，皇帝梦终于实现。然而正当他走向事业的巅峰，蜀国也正强大的时候，他的谢幕表演――夷陵之战紧接着上演了。夷陵之战也被称为?V亭之战，是三国时期刘备率诸军伐吴的重大战役，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齐名，是三国中关乎蜀国政权存亡的三大战役之一，同时也是刘备一生中最大的决策失误。这场战役中刘备集团的惨败成为蜀国在三国鼎立势力中由胜到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揭开了刘备个人以及刘备集团的悲剧命运。刘备从蜀汉皇帝到夷陵之败仅仅经历了两年时间，在位时间如此之短，在历史上也很鲜见，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却要品尝失败的痛苦。 　　那么，一个能从平民登顶皇权的“盖世英雄”， 是什么导致他的性格急剧逆转？ 是什么导致蜀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剧衰亡？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刘备的失败归结于蜀国相对薄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等客观因素。但是刘备在其势力比较薄弱的创业初期，尚且能够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成就一番事业，但为什么在已有一定成就之时却急剧走向衰亡？很显然，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不在外部，而主要在其内心。本文尝试从心理传记学这个独特的视角，用精神分析理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和本能压抑理论对刘备的人生悲剧作出全新的 　　阐释。 　　二、心理传记学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心理传记学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学术领域，作为质性研究的典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艾伦?艾尔姆斯曾说过“心理传记学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式”[1]。这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区别于传统的实验研究，走出了人工控制、模拟的实验环境，进入真实的生命世界。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也不是匿名的，而是那些存在于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的生命个体。简而言之，心理传记学就是收集传主的相关资料，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相关资料中寻找突破口，对“悬疑性问题”进行解释，进而了解传主生命发展全过程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和传统的量化研究不同，不是为了追求统计上的显著，而是更多地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还原“人”的真实面目。同时这种研究方法的目标不是为了寻求一类人的共同性，而是探求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才使得心理传记学具有了独特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精神分析与心理传记学的相遇始于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所写的 《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这篇文章堪称心理传记学的开山之作。而后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青年路德》推动了心理传记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精神分析理论的融入使心理传记学具有了“现代化”的特征。弗洛伊德在《本我与自我》一书中指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处于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领域，是本能欲望的储存库，追求快乐原则。自我迂回于本我和超我之间，起一种调节作用，将不被社会接纳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领域，帮助本我躲开外部世界的威胁，从而促进人格的协调发展，自我奉行的是趋利避害的现实原则。超我则处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部分组成，受道德原则支配，是一切道德的代表。它的功能是抑制本能冲动并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监督自我。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我们如何研究人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对于如何建构和谐的人格观，如何使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一代帝王刘备，我们可以形成如下清晰的轮廓。 　　刘备一生的奋斗历程也表现出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者的互动，但是对刘备而言，这一互动又别具特色。夷陵之战不仅是刘备悲剧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刘备性格急剧变化的转折点。夷陵之战前，超我占据主导地位，本我被压抑，毫无表露。年幼的时候刘备便有“兴